饥饿的盛世-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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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广东总督李侍尧恭进“象牙朝珠五十盘、蜜蜡斋戒牌五十面、子儿皮钉花扳指套五十个、象牙扳指五十个”。
四月初九，在德州，广东巡抚熊学鹏恭进“黄羽纱马褂三十件、大红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乡茧三十件”……
皇帝这一趟出行，可谓是满载而归。想必回京路上，御辇之内，细细把玩品鉴这些鼻烟壶、带钩、扳指、曹扇之时，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尚书·禹贡》孔安国序云：“任土作贡。”也就是说，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乐此不疲。
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
和我们的想象不同，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原来，清代皇帝的私人财政和国库是截然分开的。国库由户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财政由内务府掌管。皇帝的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以下几部分：一个是内务府管理的皇家庄园的收入；二是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一点收；另外，则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和“报效”了。
因此，大清帝国财政的蒸蒸日上并不能直接保证皇帝日常消费水平的水涨船高。一般来说，由于皇家庄园的规模有定制，内务府经营水平也有限，不管国家税收如何迅速增长，皇帝个人的收入却是基本固定的。皇帝要满足其日益高涨的物质欲望，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收受贡品。奢侈品的消费更是如此。一是皇帝没有钱大量购买，二是体制所限，皇帝直接派人到市场上与商人讨价还价购买奢侈品，显然不妥。更何况，喜爱奢侈品，一直是帝王守则中的头一条禁忌，不可为民众所周知。所以官员们进贡与否，进贡多少，贡品质量如何，直接决定着皇帝的生活质量。
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
刚刚登上皇位之时，乾隆曾下达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
如果说守孝期间不接受贡品，史有先例的话，那么三年之后守孝期满，皇帝仍然不收贡品，就分明体现出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峻拒态度。皇帝还下了一道谕旨，说明他不收贡品的理由。他说，地方大臣们给我进贡，不过是想借此与我联络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沟通。“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如为督抚者，果能以国计民生为务，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则一德一心，朕必加以奖赏，若不知务此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乾隆起居注》）励精图治之态灼然可见。
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顺遂，高枕无忧。
二是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被培养起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作为盛世之巅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有更富于享受的资本和条件。
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虽然登基之后皇帝强自隐忍了十余年，但步入中年之后，皇帝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十几年皇帝当下来，乾隆一路顺风顺水，成绩超乎预期，自信心也直线增长。事业与生活，他自认为有能力兼顾，没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苦着自己。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贡的大门第一次被打开。那一年他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享乐之门一旦打开，就注定只能越开越大。
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实上，他们用在工作上的心思远远没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恶上的精力多。全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扳指、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粤海关提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内容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得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
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所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下属不惜任何代价收买。”（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至于书画，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乾隆文化修养极佳。他九岁开始练习书法，十九岁开始学画。对于珍品字画，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样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后快。不过，其他收藏家收集书画，东奔西走，历尽辛苦。而皇帝收藏，却全然没有这些麻烦。这些光彩夺目的无上精品，大部分来自臣仆的贡献。只要他的喜好一被侦知，那么全帝国之内最好的藏品，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紫禁城。
皇帝对古玉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他一生御制诗文共四万余首，其中｛'文'｝涉及玉器｛'人'｝的篇目即｛'书'｝达八百｛'屋'｝余。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由各直省督抚一级官员进贡的。他的御制诗文显示出，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后，亲自评出甲乙丙级。
事实上，乾隆皇帝的诸多历史第一中，还可以加上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中年时期，乾隆物质生活的品位之高，排场之大，要求之细致全面，均远过于前代帝王。不过此时他进取心尚炽，对物欲仍有节制，所以他的日常享受可称讲究，尚不能说奢侈。
人到晚年，优点往往前进一步，突破分寸，转化成缺点。而缺点则往往变本加厉，从抑制收敛状态变成肆无忌惮。步入晚年之后，皇帝无心进取，讲究和奢侈之间的界限迅速突破。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为了收罗民间珍藏，一些普通百姓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转贡给皇帝。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节、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所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
随着老皇帝越来越失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其中伍拉纳十一次进贡日期分别是：三月初八、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初七、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初七、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几乎无月不贡，成为中国进贡史上的奇观。
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呈献贡品的万国博览会。据朝鲜使臣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大寿时，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更是多不胜数。“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簧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好不气派。（朴趾源《万国进贡记》）
很多人都说，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朝政治腐败大门的钥匙。
皇帝过度收受贡品，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腐败行为。
官场上，送点小礼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礼品价值过限，就是腐败。同样，按定制收受贡品，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须，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当然就是犯罪了。
皇帝的理论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联上下之情”。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两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