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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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即位后，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们，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砷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砷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当然，遗憾是永远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乾隆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那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称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长林绵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竟日不见人烟”。（《三省边防备览》）本非宜人类所居。但是，乾隆中叶起，大批流民涌入这片森林，伐树造屋，开荒种地。这些流民来源极广，不但有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还有广东湖南安徽江西之人。“携带家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对这些移民的估计，保守的是十余万，有人说有百余万。（《三省边防备览》）
大批移民的出现，说明了乾隆中叶人口压力的严重程度。当时尚残留的山区本不宜耕种，因为这些深山老林地势险峻，土地贫瘠，且无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损很快，劳动与收获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
虽然艰难如此，人们仍然乐此不疲。这说明大清王朝社会体制内的潜力挖掘到极限，仍然无法解决人口问题。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迫在眉睫了。
流民杂居之地，向来是民间宗教的温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严厉打击的白莲教迅速在这里滋生起来。“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货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这种廉价的乌托邦，对于缺衣乏食的穷苦移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报应，分毫不爽。乾隆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为了“千古完人”，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爆发，迅速蔓延到川、陕、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二百零四个。
当太上皇这几年，乾隆的全部残存精力都用在了镇压起义上。仅三年时间，动用的军队已经有十万，花掉饷银已经有七千万两。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
掌握权力六十年来，乾隆还是头一次这样一筹莫展。野史记载，一日早朝已罢，嘉庆帝和和砷入见。“砷至，则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庆帝）西向坐一小机，（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砷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帝）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砷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莲教首领姓名）。’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问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砷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砷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点评说：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事实上，镇压这次起义最后耗费了清王朝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使清军损失一、二品的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人。可以说，正是这次起义，彻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后一层面纱，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结束。大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元气丧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
正是在战争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终点。
进入嘉庆三年（1798年）以来，太上皇的身体并未见有什么异常。嘉庆三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初二，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时，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长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做了“望捷”一诗，期盼平定白莲教的捷报早日到来。在遗诏中，他仍然念念不忘这最后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
尾声 万劫不复的沉沦
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彻底丧失了复兴的机会。
太上皇帝之死使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近九十岁的老人去世，是意料中事。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篇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这个人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在装傻还是真的胸无主见？他有没有领导国家的能力？他的执政方针和理念如何？人们对此充满好奇。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砷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和福长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自出入。朝廷上下，一片惊疑。
初五，王念孙、广兴、刘墉等先后上疏，举报和砷种种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砷，对他进行审查。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仅仅十天之后，审判完毕，正月十八，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和砷自尽。
嘉庆之所以如此迅速除掉和砷，更多的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他对和砷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满，在嘉庆看来，和砷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盛的一个标志。
在和砷主政下，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由于官员集体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洋洋地举办传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两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时岌岌可危。
应该说，诛和砷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招。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愤懑和仇恨，而嘉庆则能冷静分析出大乱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庆自己所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削剥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砷。”“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砷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嘉庆看得很清楚，腐败已经成了关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要熄灭起义的烈火，必须刹住朝廷上下贪腐相尚的风气。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砷抓起。
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显示了皇帝把握和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诛和砷的根本目的是扼制腐败。在广泛听取官员意见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时代即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和砷时代大部分省一级高官被撤换。“1799年（嘉庆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剑桥中国晚清史》）
借诛和砷的东风，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国兴起，一大批贪官被揭露出来，受到严惩：湖南布政使郑源涛公开卖官，并且定下官职售价，被定罪斩首；云贵总督富纲在任内索贿，被判绞刑；湖北安襄郧道台胡齐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贪污军需银三万两，被抄家处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办匪案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举报，丢官罢职……
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自从登基以来，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着嘉庆皇帝。自从嘉庆元年白莲教徒首举义旗以来，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已经燃遍烽火，二十多个州县被义军控制。太上皇乾隆调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七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嘉庆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实上，他之所以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之教的风险，雷厉风行地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除掉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嘉庆非常清楚，导致军事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贪污腐败。川楚军营的黑暗、腐败在嘉庆亲政时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滥支军费，有多少支多少。
和砷一倒，嘉庆就立刻传谕诸将领：“从前带兵大员，皆以和砷为可恃，迎合钻营，虚报功级，坐冒空粮，不一而足。今和砷已经拿办，伊等失其所恃，惟当以国事重，奋发有为。”
皇帝可不仅仅是吓唬人。亲政不久，皇帝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
通过百官的直言进谏，皇帝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前提下，嘉庆帝对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