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当国-第1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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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国革命，五四运动后在上海炮制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设想。但在一九一九年与大川周明成立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更是直接影响了发生在一九三六年西田税策划二二六事件，失败后于次年被日本政府处以死刑。
思索到这里，他认真的说道：“就算他与同盟会有很深的渊源，但也不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怎么就想不通这一点呢？”
林伯深说道：“他并非是凭空捏造，而是说的有板有眼。大总统跟洋人贷款的事情其中就有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他从国内获取这方面的消息易如反掌。至于北洋政府扩充军备那也是有证据的，因为陆军部正在与日本公使馆协商军火借贷。”
袁肃说道：“这么说，你也加入了国民党？”
林伯深点了点头，说道：“虽然离开滦州时我万念俱灰，不过回到上海调养了一阵子，我总觉得堂堂七尺男儿该为国家做些什么。如今清朝已经没了，中国所需的就是一个开明的政治环境，所以去年国民党改组成立时，我便立刻入了党籍。”
袁肃知道政党运作是需要相当的经费，林伯深身为富商之子，不仅很轻松的就能加入政党，甚至还有可能直接被吸纳成骨干党员。要不然这些高层的消息，林伯深是怎么知道的清清楚楚？他对林伯深加入国民党没有什么异议，可林伯深如此轻信松田景一郎的话显然有些过分。就算松田景一郎所说的都是真的，可这也不代表是大总统的意思。
“我刚到南京时，与国民党的代表会见过，不过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反应。到上海也是如此，于先生、克强先生、陈先生他们也都表示对此次南北合作充满期望。到底你们党内现在是什么打算？”他再次开口问道。
“这个我不清楚，有可能是宋先生当时很严肃的驳斥了松田景一郎的话，所以党内高层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过……你说陈先生可是指陈英士？”
“正是。”
“这就奇怪了，那次会议时陈英士是到场参加了的，当时他听完松田景一郎的话后立刻就表现的很激动，还口口声声的说他早就料到北洋政府不会这么好心，还说此次宋先生北上凶多吉少。”林伯深拧着眉头说道。
“怎么会这样？可是陈先生与我见面时，可是一副笑容可掬，而且还十分热情，表现的头头是道又很是充满期望。”袁肃不由自主的警惕了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是有问题的。
“我也搞不懂了。不过，我听说陈英士的脾气本来就古怪，尤其是抽完大烟之后完全跟两个人似的。另外，虽然宋先生再次声明他不会相信外界的谣言，只是我看得出来，包括克强先生在内，还有廖仲恺先生、胡展堂先生都很有芥蒂。后来廖仲恺先生还私底下跟我说起这件事，他说他很担心，准备发电文去日本给孙先生，让孙先生多少向北洋政府施压一些压力，最好还能策动日本的外交影响。”林伯深紧接着又说道。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北京总统府顾问和全国铁路总工程顾问，不过国民党大选获胜没多久，他便出国东渡展开访日之旅。如今孙中山正好在日本，之前宋教仁召集的党内会议时，他便派了松田景一郎到场记录。
“这件事非同小可，当然，我也不能一言断定松田景一郎的话有假，毕竟北方各方的立场大有不同，反对宋先生者亦不在少数。只是，我总觉这件事必然另有隐情，就算我叔父不愿意与宋先生合作，也断然不会加害于宋先生。更何况我叔父既然让我南下邀请宋先生，多少还是有商量的余地。”袁肃叹了一口气，缓缓的说道。
“梓镜，你打算怎么办？”林伯深想了想，随即问道。
“我既然之前答应过你，这件事我会保密。但是我还是希望仁卿你今后多一些心思，凡事要多换几个方向去想才是，不要听风就是雨。”袁肃说道。
“这个我自然是知道的。”林伯深意味深远的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总之此次我邀请宋先生北上，国家大事是如何商谈，我暂时是无从插手，只能看我叔父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可以保证，只要我在北方，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周全此事，最最不济也会保证宋先生的安全。”袁肃郑重其事的说道。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林伯深说道。
之后，袁肃又与林伯深聊了一些其他的话，比如他这次原本打算邀请林伯深北上，到第一混成旅任职，却没想到二人之间早已存在隔阂。现如今虽然化解了一些误会，但林伯深已然加入国民党，而且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也不会有心思再去北方任职。
林伯深谢过了袁肃的好意，尽管他心底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介怀，但好歹是同患难一场的朋友，即便今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亲密，但“朋友”的这层关系依然犹在。
中午林伯深在家中请袁肃吃了一顿饭，二人喝了一点酒，又叙说了近况。
午饭过后，袁肃还要急着赶回上海。临行前，林伯深再三叮嘱不要泄露今日的谈话，也一定要保证宋先生在北京的人身安全。袁肃都一一答应下来，并且还说今后一定要多加联络，互通南北之间的消息，以便提前做足应对之策。
林伯深这才想起之前袁肃说过的一句话，“一南一北”虽不同阵营，但只要目标是一致的，照样可以相互合作。甚至还能从中化解一些南北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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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みやざきとうてん1871—1922）本名宫崎寅藏，籍贯簿上则书虎藏，号腾空庵白寅，明治28年前后改别号为白浪庵滔天，世以此号称。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是日本“大陆浪人”中少见的“异类”，孙中山的日本好友。一生矢志不渝，心若赤子，为改变东亚的旧秩序倾尽心血。观其所为，不愧侠之大者。叹自其之后东瀛岛国任侠之风不复行于大道矣。“宫崎寅藏者，今之侠客也……放之虬髯，诚有过之。”（孙中山语）
19世纪的日本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撞击着封建的统治形式。明治维新后，在不断的社会政治、经济动荡中，有一部分利益损失的人，在经济合法手段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开始另谋他策——以下级武士、破产农民、地痞流氓为群众基础的日本近代黑帮会产生了。
开始有以武士出身的头山满为首的“玄洋社”，后来有以内田良平为头领的“黑龙社”（以中国黑龙江命名），它们在组织纲领等方面较早期的黑帮组织更加有体系。玄洋社尤以间谍活动见长，在日本国内的名声很臭，中、俄政府曾向日本政府就玄洋社在国外的活动提出过抗议，并宣布玄洋社的人为该国“不受欢迎的”。
日本黑龙会1901年2月3日成立，其宗旨是：“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
第59章，意外事件
次日，程德全、郑汝成在江南制造局举行第一场新闻发布会，袁肃和宋教仁都到场。
发布会现场云集无数记者，各式各样的语言，各式各样的肤色，各式各样的问题。袁肃和宋教仁交替的做了一番回答，当然，大部分都是对此次南北合作充满希望和期待。不过一切看上去很顺利，偏偏在发布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名上海本地记者突然问起关于前天袁肃与宋教仁在长江饭店会晤时，遭到不明身份投掷燃烧瓶的事情。
虽然说，在长江饭店发生的这件事情引起了不少路人的注意，那些以搜集头等新闻为生的记者捕风捉影必然是在所难免，不过之前郑汝成早已下了命令要低调处理这件事，包括今天所邀请到场参加发布会的各个记者也都提前打过招呼。如此突如其来的发问，显然让人有所措手不及，此人要么是冒着大风险都要揭露这个新闻素材，要么是受人指使故意如此。
整个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了格调，一旁的郑汝成脸色阴沉，上海当局的官员们也都捏出了一把汗。郑汝成甚至恨不得立刻下令派人把这个记者轰出去，不过毕竟今天到场的都是新闻界有头有脸的人士，就怕会闹出更大的影响。
就在会场显然尴尬之际，宋教仁忽然站起身来做出了回答，他义正严词的表示前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一场意外，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自己，都绝不会受到这次事件的干扰影响。
宋教仁的这番严正的讲话，立刻给整个现场气氛带来了缓和的余地。
一旁的袁肃心中很是感激，同样也很是感慨，他昨天已经听林伯深说过国民党党内会议的事情，宋教仁明明收到了警告，可对方却坚定不移的认为应当北上。这不仅仅是有勇气有信仰有毅力这么简单，更是一种为了国家大义可以奉献个人全部的无私精神。
发布会结束之后，郑汝成立刻派人去调查那个提问的上海本地记者究竟怎么回事，幕后是不是受人指使，倘若真有线索倒也是一件好事。袁肃没有劝止郑汝成，他虽然与林伯深做出过承诺，不会公开调查这件事背后的情况，毕竟现在谁都说不准北方的局势到底怎么样，也不能盲目的断定外面的谣言是假的。但是今天那名记者的提问显然太明目张胆，如果真有人指使的话，那也是咎由自取。
袁肃与宋教仁退让到后面的休息室，他发自肺腑的对宋教仁说了一些赞佩的话。
宋教仁只是淡然的笑了笑，推说自己只是说了该说的话罢了。他同样希望这些谣言真的只是谣言，自己到北方之后诚然能够与北京政府达成合作。
又过了两天，上海街头渐渐开始传出长江饭店遇袭事件的言论。正所谓欲盖弥彰，官方越是希望能够低调处理，可事情的结果越是不能得偿所愿。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大都市，各方势力参杂其中，总会有不少好事者推波助澜、兴风起浪。
郑汝成之前调查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问的本地记者，不过一时间没有太多的进展，只知道是报馆老板要求记者一定要就此提问，目的只是为了拿到第一手的新闻资料，增加本报纸的销量罢了。然而当郑汝成派人追查下来后，这个报馆老板意识到事态严重，连忙又赔礼道歉，并且没有刊发相关的新闻，看上去确实没有太多的嫌疑。
到了三月二十日，郑汝成这才召开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此次会议比预期推迟了三天，其原因就是上海最近盛传的舆论声势。几天前北京已经获悉了上海的动静，大总统办公室亲自下令要尽快平息不利的言论，以至于郑汝成一下子压力徒增。
可是常言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郑汝成总不能下令但凡还有人议论此事就抓起来杀头，哪怕不杀头只是关押起来都不可以。虽然他表面上显得很是着急，也显得很是手足无措的样子，不过心里却是一点没有大碍，对于上面交代的命令，除了嘴巴上着急之外，也着实见不到什么实质的行动。
袁肃早在“长江饭店事件”的当天晚上就觉得郑汝成不对劲，一上来就说要宣布全城戒严，这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命令。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上海城内言论日益加剧，郑汝成每天也是哎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