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智慧-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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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经中没提到蚕这回事，但是《皇图要览》中记载：“伏羲化蚕，西陵氏始蚕。”西陵氏之女就是黄帝之妻嫘祖，是养蚕治丝方法的创造者。真伪无法考证，不过良渚文化有如此高的纺织水准，肯定是要经过漫长的演变的。
有人说这是传说不可信，那么葛洪《神仙传？麻姑》记载：“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可信不可信呢？东海变桑田绝对可信！这也是传说。（当然麻姑说自己看到的，那不可信，除非她是神仙。）
很显然，山经描述的生产力相当低下，《周礼？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祭祀规则严格得多，而山经中根本没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们不知道‘簠簋’是什么，也没有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这样复杂的分类，他们停留在简单的规则上面。
但是，山经记述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他们开始提出‘郡、县、邑、国、天下’的概念，也就是说，某些发达地区虽然还没有城市，但是交通已经相当发达了、能接触外界了，并且社会财富也增加了，剩余物品越来越多，氏族内的贫富分化也开始出现了，那些发达地区的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正在走向解体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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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山经地区的文化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
原始社会的战争，我更愿意称之为‘冲突’，在私有制尚未完全确立之前，冲突的起因无非是争夺猎物、争夺资源或者争夺女人。山经中并未直接的表现战争，只是在灾难的征兆方面偶有提及或者在祭祀中稍有体现。
“鹿台山，有鸟焉，见则有兵。”（西山经）
“小次山，有兽焉，名曰朱厌，见则大兵。”（西山经）
“钟山。钦【丕鸟】化为大鹗，见则有大兵”（西山经）
“槐江山。有天神焉，见则其邑有兵。”（西山经）
“鸟鼠同穴山，其中多鳋鱼，动则其邑有大兵。”（西山经）＇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5 １ 7 Ｚ 。 c Ｏ m＇
“蛇山，有兽焉，名【犭也】狼，见则国内有兵。”（中山经）
“熊山。有空焉，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中山经）
在南山经、东山经、北山经中却没有这样的例子，只有‘可以御兵’的动物。西山经、中山经的这些征兆体现了那个时代是必然存在‘战争’的。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礼：太牢，婴用吉玉。首山，【鬼申】也，其祠用稌、黑牺太牢之具、蘖酿；干儛，置鼓；婴用一璧。尸水，合天也，肥牲祠也；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鸡于下，刮一牝羊，献血。婴用吉玉，采之，飨之。”（中山经）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稌。文山、勾【木尔】、风雨、騩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婴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婴毛一璧。干儛，用兵以禳；祈，璆冕舞。”（中山经）
这是两段异常复杂的祭祀规则，其中都提到了‘干儛’的字样，‘干儛’就是操着盾牌起舞，《乐府？舞曲歌词一》中提到‘周有六舞：一曰帗舞，二曰羽舞，三曰皇舞，四曰旄舞，五曰干舞，六曰人舞 ’，都是顾名思义，拿着五彩纟曾、羽毛、五彩羽、氂牛尾或者盾牌跳舞，人舞就是什么也不拿，‘以手袖为威仪也。’《周官？舞师》中有解释：“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之祭祀。”
干儛，自然就是兵舞，祭祀山川的时候跳，这是非常符合山经情况的。不过孔子对待兵舞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孔子见《韶》舞说，“尽美也，又尽善也”，而见了《武》舞说，“尽美也，未尽善也。”《武》舞同样是兵舞，宣扬的是武力，所以孔子不大乐业，这有违他的理念。但山经毫不在乎孔子的感受，他们只有‘干儛’这一种舞蹈，不存在‘雅舞’之类的舞蹈，而且这种舞蹈仅局限在中山经地带，其他地区是没有的。
说到此刻不得不提《韩非子？五蠹》：“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这段话相当有趣，禹要伐有苗，舜说德厚为重，用礼乐教化他们吧，于是有了干戚舞，三年后有苗就归服了。这段话真伪如何呢？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少数民族的祭祀活动至今还残存着原始社会的痕迹，南漳地区有端公舞，属于戚舞（手里拿斧钺刀）；苗族有盾牌舞，也就是‘干儛’；瑶族有刀舞、盾牌舞，这是‘干戚舞’；云南临沧（佤族地区）的悬崖峭壁还刻着盾牌舞的岩画（有３０００多年历史）。
干儛在少数民族记忆中的顽强存在从侧面印证了山经的确凿，也就是说山经中的‘干儛’正处在萌芽状态，还没有四处传播，否则东山经、北山经、南山经的祭祀活动也应该出现一些舞蹈，但东、南、西、北山经还没有舞蹈的痕迹。也就是说山经的文化是不同步的，发达地区的强势文化正在逐渐影响落后、偏远的地区，韩非子说的很具有合理性。
捎带说另一件趣事，《韩非子？十过》中还有一段，‘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天下无不服者；‘虞舜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子，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觉得太奢侈了，不服的有十三国；‘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硃画书其内，缦帛为茵，将席颇缘，触酌有采，而樽俎有饰。’这就更加奢侈了，不服的有三十三国。
韩非子这是在讽谏君王要勤俭，不过他提到了禹时期的祭器是‘墨染其外，朱画于内’，祭器为红黑两色，山经的色彩比较单调，但也有赤青黄白黑五色，为什么祭器只选中其中的两种颜色呢？如果要我来选，我选青色、黄色、白色也觉得没什么不妥。但是从出土漆器来看，祭器的红黑两色是一个相当枯燥而且严谨的传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湾文化都有非常发达的彩陶，这些彩陶都严格的限制在红、白、黑三色中，绝少青色、黄色，即便白色也很少见。
河姆渡（公元前５０００年～前３３００年）出土了一个木碗，是外红内黑，和韩非子说的‘外黑内红’正好相反，看起来韩非子说错了，但实际上韩非子说对了很多，因为韩非子说的是‘臣闻’，是他听说的，但他牢牢的把握了禹时期祭器的色彩，以红黑为主调。确确实实，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主调就是红与黑，这一点他说的非常正确。所以说世代传闻的东西可能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不能一概的否定，韩非子所说的‘干戚舞’同样颇具有合理性。
言归正传，仍然仔细观察方才的两条祭祀规则，其中有两个词很引人注目，‘蘖酿’与‘羞酒’，西山经只提到一次酒‘汤其酒百樽’，中山经提到六次之多，其余南山、北山、东山皆无酒。‘蘖酿’就是麦芽酿，但它是不是曲酒不好说，这在学界大概有五六种分歧的观点，我个人倾向‘蘖酿’是种类似啤酒的甜酒。
暂且不论‘蘖酿’与‘馐酒’是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山经的‘蘖酿’与‘羞酒’的普遍存在显示了农业的发达，酒有可能是野果酿造的，比如葡萄酒，但是‘蘖酿’却必须有大麦，没有发达的农业、相对过剩的粮食就不可能有‘蘖酿’。同时南、东、北山经的祭祀没有使用酒说明了那些地区还没有掌握这种技术，或者农耕还不够发达。现在的少数民族祭祀非常喜欢使用酒，他们也一直保留着纯朴简陋的酿酒技术，这再一次表明了中山经文化曾经对边远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干儛’、‘蘖酿’、‘羞酒’在中山经相对普遍的现象可以推论出，中山经的文化和经济实力是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而其他地区‘生食不火’、‘穴居’等现象更是衬托出那个时代中山经地区文化的一枝独秀。同时‘部落冲突’在西山经和中山经的普遍存在，显示了中山经、西山经的原始氏族制度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有相对过剩的粮食，就有相对过剩的财产，私有制的萌芽已经出现并预示着奴隶制度马上就要来临了。
动物卷杂论（1）
一、六足四翼的怪物
“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虫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西山经）
从常理来推测，这是一条怪蛇，甚至是神化。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不是怪蛇，而是昆虫！什么叫昆虫？从生物学常识的角度来说，有头胸腹，六足四翼，一对触角、骨包皮。古人没有这种概念，他们只是类似的归类，身子又细又长的叫蛇，那么体型差不多的都归到蛇类。我们要找一种和蛇类似的昆虫，我可以信手举两个，一个是蜻蜓、一个是竹节虫。你可能说蜻蜓太小了，实际上蜻蜓种类很多，最长的大约１７厘米，不比蛇短很多；竹节虫则比较合适，身长约２７厘米（马来半岛产）。竹节虫收着翅膀的确像僵死的蛇，就是身体太直了。
“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水，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西山经）
我现在让你描述一下瓢虫，看了瓢虫美丽的图片后你会说什么？圆形身体，各色斑点，‘赤如丹水’来描述‘它’的红斑的确很恰当，六足四翼不必说，‘浑敦无面目’简直太惟妙惟肖了。你会说这太小了，有点不合情理，没办法，我们的思维是如此的固执，被山经作者混沌的概念、模糊的词语彻底的拴住了，我们无法挣脱我们的惯性思维。如果‘有神焉’换成“有虫（申与虫字型很相近）焉”，那么这种解释没有任何问题，这是‘讹字’的问题吗？
看来‘六足四翼’的怪物被归到昆虫一类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总是不断的产生，我们也不得不去面对。
“景山，有鸟焉，其状如蛇，而四翼、六目、六足，名曰酸与，其鸣自詨，见则其邑有恐。”（北山经）
六足四翼，还六目，蜻蜓几个眼睛？我们知道，蜻蜓有一对巨大的半球形复眼和三个单眼，昆虫的头顶一般有1～3个单眼。还像蛇！！半尺多的蜻蜓飞过，古人不叫它‘鸟’叫什么？再看：
“英鞮之山，是多冉遗之鱼，鱼身蛇首六足，其目如观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御凶。”（西山经）
“栒状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犬，六足，其名曰从从，其鸣自詨。”（东山经）
“葛山之首，其中多珠鳖鱼，其状如囗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东山经）
按照我们上面的方法，这几个例子似乎都可归类到昆虫类，但我要说且慢，我必须讲一些我知道的故事。
《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二。外国五》（张廷玉等）记载：“洪武三年，命使臣吕宗俊等赍诏谕其国。四年，其王参烈昭｛田比｝牙遣使奉表，与宗俊等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