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新说<水浒>(一)-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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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身回来，陆虞候却才行得三四步。
林冲喝声道：“奸贼！你待哪里去？”劈胸只一提，丢翻在雪地上，把枪搠在地里，用脚踏住胸脯，身边取出尖刀来，便去陆谦脸上搁着，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
杀那两个，一点不罗嗦。杀陆虞候，一定要罗嗦几句。
为什么？
因为，林冲要告诉陆虞候，杀他的，不是林冲，是天道！
杀他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
所以，陆虞候被杀，是天杀，是自杀。
陆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来。”
陆虞候的告饶是有道理的：“太尉差遣，不敢不来。”照他的说法，他的行为不是他自愿的，是被逼的。被逼的行为，至少可以不负道德上的责任。
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陆谦，而是高俅。
而高俅之所以能如此为所欲为，又是因为他有可以控制挟制他人的权力。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很多表面上的道德问题，其实都是权力问题，是权力运作中的问题。
按说，既然陆虞候是被逼而来，按林冲的性格和一贯的恩怨分明不滥杀，他可以在林冲那里得到宽恕。
林冲就宽恕过董超和薛霸，当鲁智深要杀这两个公人时，他两次制止，其理由是：“非干他两个事。尽是高太尉和陆虞候吩咐他两个公人，要害我性命，他两个怎不依他？你若打杀他两个，也是冤屈。”
那么，林冲会否像饶恕董超、薛霸一样，放掉陆虞候呢？
林冲骂道：“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今日倒来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
如果我们不从个人品性上看问题，我们看看林冲和陆虞候这段终极对话，是很有意思的。
林冲对陆虞候的指责无疑是合理的：你我之间，无冤无仇，你如此害我，情理难容。
但是，另一方面，既然你林冲也承认你们之间无冤无仇，那么，林冲也就无法指证陆虞候的杀人动机。没有动机的故意杀人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不合逻辑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为什么两次劝阻鲁智深救下董超、薛霸，对陆虞候，林冲就不能原谅了呢？
第一，陆虞候要害林冲，不仅有被动受命于高太尉的一面，还有主动参与、积极献计、以求赏识，从而升官发财的一面。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害人，当然不可原谅。
第二，陆虞候害林冲，不是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不置林冲于死地决不罢休。
第三，他和林冲自幼相交，兄弟相称，陆虞候的行为，危害了基本的为人处事之道，尤其可恶。
这三条之中，触犯任何一条，都不可宽恕。因此，像陆虞候、富安、差拨这样恶贯满盈之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明道德，不杀不足以护法律，所以，绝无宽宥之道，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实际上，相对于武松、李逵的滥杀，林冲是非常节制的。他不但没有多杀，他实际上是少杀了：至少还有三个人，是该杀而没有杀的，那就是：高俅、高衙内父子，还有一个沧州牢城营的管营。
该杀的杀了，草料场烧了。家呆不成，呆到牢城营。现在，牢城营也呆不住了。一个社会，假如逼得人连监牢都呆不成，这个人，他将去何方？
第三章 这个世界没了门
我们来看看以下对林冲行为举止的描写：再穿了白布衫，系了褡膊，把毡笠子带上，将葫芦里冷酒吃尽了。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
林冲终于幡然醒悟，大梦初醒，彻底绝望，从而绝决远去。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描写中一再提到的林冲的六件身旁之物，这地方有写到的，还有没写到的。无论写到的还是没写到的，都有特别的意义：第一，写到的有被子与葫芦。但是却是“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是否定式的写。为什么这样写？那是为了写出林冲心中了无牵挂，身外一丝不挂，身如飘蓬，心如死灰，曾经的小心在意，曾经的委曲求全，曾经的逆来顺受，都灰飞烟灭。
第二，写到了“枪”，而且是“提了枪”，是肯定式的写法。与“被与葫芦”的否定式写法作明白对比：“被与葫芦”是安寝与享受，这两样象征他与这个世界和谐共处的东西被丢弃；“提了枪”，“枪”是冲突与决杀，这一样象征他与这个世界决绝与为仇的东西却被握在手中。从此，花枪上挑着的，就不再是酒葫芦，而是人头了。
第三，写到了白布衫、褡膊、毡笠子，这些是穿了，系了，带上，也是肯定式写法，并且也与被子葫芦形成对比：被与葫芦，是安居的，这些则是出行的。它让我们想起汉乐府《东门行》中的拔剑东门去的铤而走险。
小家庭如花美眷的温柔乡住不成了，住到牢城营的天王堂，天王堂住不成了，住到草料场，草料场住不成了，住到荒郊古庙，只要还能下有立锥之地，上有片瓦遮身，林冲都会苟且，林冲都会妥协。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厚地高天，茫茫大宋，就是没有林冲的安居之所！既然这样，他也就只能人在路途，漂泊江湖，浪迹天涯了。
第四，写到的有酒，而且特别注明是“冷酒”，并以此煞尾，既是印证那人间的寒凉，又让我们读者感同身受。
那么，除了写到的上述几种身旁之物，没写到的是什么呢？
这一段细致的描写中没有写到的一个东西，恰恰是此前的描写中最为郑重其事的，那就是：钥匙。
是的，此时，此前郑重其事的钥匙在描写中消失了，不是林冲把它扔了或丢了，而是钥匙已经无用：这个世界不是对林冲关上了门，而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没了门。林冲要做的事，不是去找一把钥匙，然后紧紧捏住它，像握住自己的命运，然后试着打开某扇门。林冲要做的事，是在这个世界之外，找一片天地，然后安身立命。这个地方，不在“率土之滨”，不在“浦天之下”，而在“水浒”，在王化之外，在现有的体制之外。
写到的与没写到的，出现的与没出现的，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在带上和抛弃之间，林冲觉今是而昨非，他没有了幻想，没有了希望，在绝望中，一个最忠心耿耿又小心翼翼的人，成了反叛者。
一个最无做英雄愿望的人，就这样被逼成了英雄。
被逼铤而走险的林冲，出了庙门投东去。投何处去？何处可以安身？
第十四卷 逼上梁山
第一章 走投无路，忠臣做强盗
做官，要关系，要门路；做贼，也要关系，也要门路；做强盗，也要关系，也要门路！
林冲往东逃命。却不料走到柴进的东庄，在柴进东庄上住了五七日。
沧州那边，牢城营里管营向沧州府报告：林冲杀死差拨、陆虞候、富安等三人，放火烧了大军草料场。州尹大惊，下令缉捕人员将带做公的，沿乡，历邑，道店，村坊，捉拿林冲。
林冲在柴大官人东庄上，听得个信息紧急，担心缉捕人员寻到大官人庄上，负累柴进，便要离开。柴进道：“既是兄长要行，小人有个去处，作书一封与兄长前去。”
柴进又有一个什么去处供走投无路的林冲安身呢？
柴进道：“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
一部大书，写梁山泊，写梁山好汉，“梁山泊”这个词，到第十一回，终于出现了。
梁山泊，只有在林冲的故事里出现，才能显示出意义。
如果在李逵、李俊、张顺、张横、燕顺、王英、时迁等人的故事里首先出现，那么，梁山泊不过是社会下层、流氓无产者、市井流氓、江湖强盗等聚集的渊薮，一个强盗窝。
如果在鲁智深、武松的故事里首先出现，梁山泊也就是江湖侠客的庇护所，一个杀人者躲灾避难的地方。
而梁山泊在林冲的故事里第一次出现，就能显示出更为深刻的内涵。
第一，它体现了逼上梁山的主题，从而揭示出乱自上作的社会现实。
第二，更重要的是，林冲本来是一个在大宋首都，并且负责皇家禁卫军武术训练的教头，他生活在王化之下，王土之中，是个忠心耿耿、绝无反叛之心的王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林冲百般想做王臣，想做王的顺民良民而不得，他被逐出王土，或者说，他被逼逃离王土，因为，在王土之中，他只有死路一条，王土已经变成死地。于是，他只能逃往梁山泊。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梁山泊，就是作为王土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作品名称《水浒》，也就是王化之外，而《水浒传》，也就是这些被王权抛弃、迫害、追杀的族群的传记！
那么，柴进为什么推荐林冲上梁山泊呢？
首先，他认识那里的人。
“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寨。为头的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唤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唤做云里金刚宋万。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尝寄书缄来。我今修一封书与兄长，去投那里入伙如何？”
原来王伦当初不得第之时，与杜迁投奔柴进，多得柴进留在庄子上，住了几时。临起身，柴进又送他盘缠银两，因此有恩。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当初鲁智深杀了镇关西，逃走在江湖上，躲在赵员外庄上多日，后来官司追逼得紧，赵员外也给鲁智深指出一个安身立命的去处，那个去处是五台山文殊院，鲁智深从此做了和尚。
而柴进给林冲指出的去处，却是打家劫舍的梁山，让林冲做强盗。
这个对比中，有合乎情理而有意思者一，不合乎情理而更有意思者也有一。
“合乎情理而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赵员外是个奉公守法、谨小慎微的乡间土财主，他的思想是息事宁人，所以，他出于为小妾感恩，帮鲁智深谋划的这个当和尚的出路，非常合乎情理。如果鲁智深是个危险品，把他送进寺庙，就如同把危险品放到安全保障最好的场所，是最好的安置。
而柴进热衷交接四方豪杰，胸中虽然不能说早有不轨之念，但他特别关照往来流配的囚犯，至少可见他的价值观已经突破正统主流思想，所以，他推荐林冲去做强盗，也很合乎他的性格。
那么，“不合乎情理而又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是这两个推荐人，都从自身的思想意识出发，而不考虑被推荐人的个性和想法。
鲁智深性格粗鲁，率性而为，最不适合当和尚，赵员外偏偏让他做和尚。
林冲委曲求全，最无反抗性格，柴进偏偏让他做强盗！
最不能循规蹈矩的人，偏要让他做最要循规蹈矩的和尚；最愿意做良民的人，却偏要让他去做最叛逆的强盗！
这完全不合情理！
但是，正如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感叹的那样，谁又能避开命运的暴虐的毒箭呢？谁又知道最后的结局呢？
这不是《水浒》的作者故意批评赵员外和柴进，而是《水浒》作者的黑色幽默。他让我们在笑中有泪，泪中又有笑。
不过，柴进的这番话里，还有一处让我们特别不放心。
哪个地方不放心呢？
就是他说的：梁山上的三位好汉，亦与他交厚，他又要修一封书与林冲，让林冲拿着他的书信去入伙。
当初他说他与沧州牢城营的管营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