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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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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提了”,俞二算盘的消息比较灵通,“本来是准备减免的,可一战区和省政府闹起了矛盾,结果是军粮一点也不能少,有谁胆敢拖欠,军法从事!”
  “和为贵,和为贵呀。为什么就不能和为贵呢……”王保长恨不得到洛阳去给那些大官们讲一讲“海阔天空”的道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4 月份的时候,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鉴于河南的蝗灾严重,发了个电报给中央政府,提出“减免河南省赋税和军麦”的请求。结果,电报被驳了回来,说是“减免赋税及赈灾事宜是政府的事情,与军队无关”,蒋鼎文碰了个钉子,憋了一肚子气。
  到了1943年8 月13日,国民政府终于下令减免河南省的部分田赋。《河南民国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个消息。可是,在报纸上却没有说明这个“善举”是由蒋鼎文长官率先提出的。蒋司令顿时火大,觉得没有面子。他连夜叫来河南省省长李培基,声明“赋税和赈灾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限期四十天结清一战区的军麦,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还当场扣押了河南省粮管局的局长,下令“逾期不能完成任务,军法从事”。
  催缴军麦的命令下达之后,上行下效,各地的田管处长和粮站站长都被国军看管起来,正规军、警备区、游击司令部、保安团纷纷直接插手征粮事务。一时间,各乡各村都来了许多扛枪的人,拍桌子摔椅子地嚷嚷:“快把麦子交出来!”
  王三官当然不晓得这其中的内情,他只知道各级官员都像是发了疯,专员催县长、县长逼区长,区长乡长就带着保长们到处乱窜、挨家挨户地搜查粮食。
  粮食、粮食。河南刚刚经历两年的大灾荒,舞阳又是重灾县(全省一百一十一个县,除十五个县以外,其余的分为最重灾县、特别重灾县、重灾县、次重灾县和轻灾县),饿死了那么多人,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呢?
  万般无奈之下,王三官只好和其他十几个保长一起到县城里请愿,向县长大人磕头求情。县长禹升联抬手赏给每人一个大嘴巴:“没得商量,没得商量!缴不上军麦,我和你们都一样,统统杀头!”
  在县里督察军粮的是汤恩伯部十三军的队伍,领头的军官说:“别以为你们是老百姓,耽误了军机照样军法从事!”
  王三官从县政府里出来,跑到姐夫家里嚎啕大哭。姐姐说:“饥荒日久,善门难开。这个年月只能顾着自己,好人是做不成了。上面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
  姐夫也说:“咱们自家的军麦,我可以想办法通融一下。好在政府的赈灾粮立刻就要到了,你先把军队的事情应付了再说吧。”
  赈灾粮就要到了?!这可是个绝处逢生的好消息。
  罗小扁担的三个儿子在村公所里啃烧饼。
  七岁的金豆慢慢地嚼着,吃得很仔细,好像回味无穷的样子;五岁的铜豆一边哭一边吃,他的门牙快掉了,碰着烧饼就疼得慌,可他又忍不住美食的诱惑,只好拼命咬一口、囫囵咽下去,咧开嘴哭嚎几声,然后再继续啃……最小的铁豆才两岁多,一会儿舔舔烧饼、一会儿吮吮自己的小手,好像对烧饼和手指头哪个味道更好颇有点拿不定主意。
  烧饼是王三官从县城里带回来的,他看着三个孩子的吃相,觉得挺好玩:“金豆、铜豆、铁豆……有问题呀,罗大哥,你家孩子的名字怎么一个不如一个?”
  “没问题,这倒霉日子本来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么!要是再生一个,就得叫土豆了。”
  罗小扁担的话虽这么说,脸上却是蛮高兴的。王三官从县城回到村里,把政府马上就要“赈灾”的喜讯告诉了大家,这使得困境中的人们觉得有了盼头。
  当然,王保长也把“征收军粮,没得商量”、“耽误军机,军法从事”的话也重复了一遍。俞二算盘、罗小扁担就到各家各户去搜集麦子,翻箱倒柜地凑了一两千斤,虽然距离上面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好歹可以意思一下,希望能够应付过去。
  那些天,王三官真是忙得很,一边要为军粮的事情提心吊胆,一边要催促各村把进城乞讨的人喊回来,还要眼巴巴地等着领取救济粮。
  政府赈灾是有条件的,明令各乡必须“阻止灾民外出生事,以免制造恐慌,破坏抗战局面”,一战区和省政府所在的洛阳市已经发布“整顿市容令”,禁止流民入境乞讨,同时要求各县待灾民返回乡里之后再发放赈灾物资。
  于是,外出逃荒的人们陆续回来了。大雨过后,十六保的各村都忙着补种谷子、荞麦、萝卜之类的晚秋作物。王三官心想:虽然现在没有吃的,但如果赈灾粮能够发下来,帮大家渡过这个青黄不接的难关、熬到秋后,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赈灾粮的消息。
  一大早,王三官就赶到县城,先是开会,然后是抓阄抽号。他抽中了“丁字七十三”,到粮库一问,才知道是五个大麻袋,里面装着一千斤用花生壳磨成的粉。这是什么赈灾粮?而且,这么些东西,摊到十六保的老百姓头上,一个人还分不到二斤。
  王三官只好跑到姐姐家里哭鼻子,希望姐夫能帮他把这倒霉的号码调换一下。姐夫说:“换什么?有花生壳就不错了。换成别的也无非是谷糠或者麦麸,数量还没有这么多呢。”
  “报上不是说,政府给了两亿元买粮食吗?”
  “两亿元?七折八扣,到平粜委员会手上就不过八千万。”
  “八千万也能买不少粮食呀!”
  “粮食当然有,过两天你就可以看见了”,姐夫冷笑起来。
  过了两天,市场上果然有麦子出售了,三十八元一斤。
  这些麦子在陕西的平粜价是每斤十元,从“河南省平粜委员会”手里倒腾出来就成了每斤二十元,再转到市场上,又翻了一番。
  老百姓哪里吃得起这个高价粮,只得继续饿肚子。
  饿肚子也不行,国军来催收军麦了。
  人人都说汤恩伯不服蒋鼎文的调遣,可这次收军粮,第31集团军(汤系部队,总司令是王仲廉)却最积极了。驻舞阳的十三军八十九师荷枪实弹、带着民团下乡催粮,不肯要豆子也不肯要红薯,非要麦子不可。国军来到保和乡,王三官磕头作揖、讨饶求情,讲了一大堆“海阔天空”的好话。没有用,带队的官长说:“军令如山,麦子数额短缺一斤也不行。有谁不交足军粮,以汉奸罪论处。”
  当天,十六保就被抓走了三十多人,全是各家各户的顶梁柱。这下子,远近五个村子全都炸了窝,哭天喊地地乱成了一团。
  大洼村的罗小扁担也被抓走了。第二天一早,罗大扁担就来请王三官当中人,他要卖地了,卖了地再去买麦子,赎回儿子。
  买方是小洼村的“杨黑驴”。
  杨黑驴原本是个苦出身,早先在南山(今舞钢市)烧炭,凭着一头小毛驴和自己的吃苦耐劳挣下了一份家业。虽然成了地主,可杨黑驴的日子过得比穷人还节俭,人家当长工的一年还吃两回饺子呢,而杨家每天除了“红薯糊涂”(用红薯和大麦熬的汤面)就是南瓜饼子。他家里好像从来不做新衣服、也不点油灯,白天衣衫褴褛、晚上黑灯瞎火,用杨黑驴的话说,“是饭充饥,是衣挡寒”、“灯头亮、屋里明,照来照去能照穷”,总之是“赚的不如省的稳”。
  就这么着,大灾之年,别人倾家荡产,杨家却还能置业买地。今年闹蝗灾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麦子都被蝗虫毁得精光,可杨家的地里种的全是红薯和花生,蝗虫不吃这些东西,倒让他稳稳地收获了一场。因此,现如今,十六保有能力买地的也只有“杨黑驴”一家了。
  买卖土地,离不开中人的说合。因为对出卖方而言,卖地是“破产”,一方面急需要用钱,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守不住家业,丢脸、开不了口。所以要请旁人来帮忙讨价还价。
  担任中人的经常是保长,除了争论地价外,还要争论土地所带的钱粮数。
  “杨黑驴”买地精得很,情愿多拿两百块钱地价也要把田赋降下来,人家“罗大扁担”家的明明是上等的好地,可他却只肯带下等的田赋(土地分五等:上等、中等、下等、下下等和“等外作田”,所带的钱粮各不相同)。王三官和俞二算盘拿着田赋清册和他讲了好半天,不管用——杨黑驴的主意很明白:地价是一次性的,而钱粮却是后代永远的负担,“钱粮一分,压煞子孙”,非要降下来不可!
  “罗大扁担”救儿子的心切,一咬牙,只好答应了。
  买卖成交,照例是由买主办宴席,请卖主、中人和该地四邻土地的主人吃饭,公开证明买卖事宜。当保长的王三官和当“地方”的俞二算盘需要事先写好地契,注明土地的坐落、面积、四至、所带钱粮,还要办理契税登记手续。
  按常理,“置业”请客是件挺隆重的事情,不摆个“八八”(八盘八碗)也要摆个“四四”,可杨黑驴小气,连白面烙馍也没有,上的是包皮馍(在杂粮窝头的外面裹一层白面)配萝卜丝。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也就没说什么。
  正吃着,刘寡妇带着十岁的儿子来了,一进门就坐在地上、又哭又嚎,杨家人使劲撵她也撵不走。
  刘寡妇原本也是有田地的,可年初的时候,这女人和孩子饿得顶不住,才四十斤杂粮就把仅有的两亩地卖给了杨黑驴。通常,乡下人买地,一不买“寡”(孤寡户的地)、二不愿买“绝”(人家最后的土地),因为这种买卖等于是断了别人的生路,不仅显得不仁义,而且还容易惹麻烦。可杨黑驴子贪便宜,硬是把寡妇家的绝地买来了。结果,刘寡妇和孩子吃完了几十斤杂粮就只好去要饭,现在听说杨家又在买地请客,于是就上门乞讨来了。
  刘寡妇母子在旁边一哭一嚎的,勾起了罗大扁担的伤心事,“守不住家业,没脸去见祖宗啊……”他也抹起眼泪来。王三官看得心里难过,连忙将手里的“包皮馍”递给孤儿寡母,说声抱歉就先走了。杨黑驴眼看着自家的一场“置业宴席”被闹得怪没意思,恼羞成怒,抬腿就踢了刘寡妇两脚。
  没想到,这一下,惹出麻烦来了。
  刘寡妇的儿子年纪不大,心眼却不小。这孩子恨极了杨黑驴,连夜就去找到“二大队”,说自己知道杨家的粮食和钱财藏在什么地方,愿意带路抢劫。
  这个“二大队”,名义上是土匪,实际上是舞阳县民团团长、“挺进军”总队长关震亚的队伍。
  大概是从孙殿英开始,河南的“官军”就学会了一套“放外队”的招数——因为官军的编制是固定的、经费也被上面管得挺严,所以,“杂牌官军”的头子想要扩大队伍,就派几个骨干、带着些人枪出去当土匪。这些土匪在外面绑票抢掠、拉人入伙,官军当然是一概不管,等土匪们把队伍搞大了、危害地方的情况严重了,政府自然会拨出经费、提出赏额,要求限期恢复治安。到了这时候,官军就和土匪演一场“招安”的双簧戏,既有了功劳又扩编了队伍——这种“放外队”的闹剧,其实就是场官匪勾结、祸害百姓的把戏。
  黄昏时分,“二大队”的人马围住了小洼村,把杨黑驴的一家老小捆了起来,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村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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