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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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刺刀。当官的把小旗一挥，当兵的就一拨接一拨地往上扑，这个捅完了那个捅，把柱子上的人扎得不成样子。每次杀人之前，日本教官都要先比划一下，杀过之后还要点评一番，鬼子们哄笑着，完全不把柱子上的生命当回事。
面临死亡，王三官并不害怕，他只是感觉到几分沮丧——这样的任人宰杀，就是亡国奴的滋味啊——想起柴志兰临走时说的话，“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心里不由得好一阵懊恼：大老爷们的见识还不如一个女孩儿，事到如今，又能怪谁呢。
接连杀了两批人，王三官估摸着快轮到自己了。
就在这时，外面跑来一个日本娘们，嘴里喊着：“乔都吗代（等一等），王保长的有？”
和这女人一起的还有个名叫柳赖的日本浪人，这家伙不是什么好鸟，在县城开办“警察训练班”，是便衣队的头子。可是，柳赖跟日本军官叽里咕噜一番，鬼子居然就把王三官给放了，那日本娘们还过来鞠躬，请王保长去“敷啦敷啦”。
王三官莫名其妙拣回了一条命，虽然不懂这“敷啦敷啦”是啥意思，但比起“死啦死啦”肯定要舒服一些。他弄不明白，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救他？
舞阳城北大街有个日本“慰安所”，平时，王三官从没想过要看那里一眼。可现在，这女人带着他走了进去，还准备好“热汤”、要帮他洗澡，原来所谓“敷啦敷啦”，是这么个玩意。
王三官既害羞又害怕，死活不肯在这日本女人面前脱衣服，那女人急了，悄声说：“王先生，您别担心，我也是中国人。”
事情是这样的。
吃晚饭的时候，“大信公司”在慰安所旁边的饭店里宴请贵宾。“大信公司”是日本人借商贸名义开办的特务机构，隶属于郑州的十二军军部，今天的客人是总经理重本仪一的亲戚、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吉田大佐。
席间，吉田大佐说到1941年日军从舞阳县撤退的时候，他的战马和几个部下的尸体没来得及运走，可这次去大洼村附近重游，发现士兵和马匹早已被掩埋好了，还立上了坟标，不知是哪位“义士”所为……
陪坐的“俞大算盘”正好知道这件事，立刻报告这是王三官干的，还说他现在已经被便衣队抓起来、马上就要没命了。当时，便衣队的柳赖也在酒桌上，重本仪一当即派他去刑场看看，如果人还活着，先送去“敷啦”一下，再带到饭馆里来见面。
柳赖知道，在死囚牢里呆过的人，即使没死也一定很埋汰，所以他直接叫了个慰安妇跟着去刑场。舞阳县“慰安所”里有四五十个慰安妇，大多是从北平、保定抓来的女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给王三官洗澡的这位，以前是保定女子中学的学生，两年前就被鬼子“征用”了，最近才随军到了舞阳。
便衣队的人给王三官准备了一套新行头，硬底鞋子、瓜皮帽、斜纹洋布的衣服裤子，上下一身青，质量不错，可王保长却觉得穿起来浑身的别扭。
来到饭店包间，俞大算盘大呼小叫：“恭喜兄弟了，大难不死，还享受了艳福，真是好人有好报啊。快来谢谢各位太君！”
王三官挨个给鬼子们敬酒，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
他哭被打死在炕头的新婚妻子是亡国奴，哭被烧死在家里的金豆、铁豆、土豆是亡国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罗小扁担是亡国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说日本话的女学生是亡国奴，哭这个没羞没臊的俞大算盘是亡国奴，更哭自己也成了个亡国奴。
他哭，是因为不知道这亡国奴还要当多久，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再当亡国奴？
第十八章
舞阳县的地形，总的说来是北低南高，从北边的北舞渡到县城是平原，再向南就逐渐进入山区，过了南山（今舞钢市）就是嵖岈山了。
1944年11月的一天，王三官听说嵖岈山来了共产党的军队。
那天下午，他从乡公所办事回来。正走在路上，前面一个人的包袱皮散开了，一摞纸掉下来，随即被风吹得到处乱飞。王三官也是好心，东奔西跑地帮他把散落的纸张拣回来，一低头就看见了纸上写的字：抗日宣言……
那人先是说了声谢谢，然后又说：“对不住了，要请你陪我走段路。”王保长看见人家的衣服底下露出的半截枪管，还有啥办法，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那人一路走，一路讲抗战的大好形势，还说：新四军的“挺进兵团”已经开辟了嵖岈山抗日根据地，马上就能和北边的八路军联起手来，舞阳境内的日本鬼子眼看就要被消灭，帝国主义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说得王三官满心欢喜。
接连过了几个路口，已经能望见山区了，那个共产党才说：“就送到这里，嗯？你不会转身就去报告吧。”
王三官连忙保证：“您放一万个心，山不会碰头、人总要碰面的。我叫王缘道，都叫我王三官，家住大洼村，今天若是遇到了什么闪失，情管喊人找我算账。”
那人笑一笑，走了。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不陌生。在这之前，他虽然没见过共产党的军队，却见过共产党的人。
抗战爆发的时候，舞阳县就有不少共产党，领头的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小青年邹屏6 ，跟他一起的也都是些学生，他们成天搞演讲、贴标语、办报纸，还成立了“救国会”，有时也到乡下来做动员。
救国会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村民们对他们讲的大道理半懂不懂。再加上这帮学生大多是官宦人家的子弟——王方明7 （北大学生）、刘丹岑（清华学生）、张茨山（北大学生）、效信趁8 （北大学生）、苗宝泰9 （清华学生）、史聘侯（河南师范学生）……家里都是舞阳县的名门士绅——所以，老百姓一直就没太弄明白这些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多大区别。
不明白也不要紧，反正国共合作了嘛。可没想到，国民党又突然翻了脸、连抓带杀的搞了大半年，于是舞阳县就再没见到共产党了（1940年，舞阳县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皖南事变后全部撤往根据地）。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在他的印象中，国民党爱打人，共产党爱训人，成天不是说这个“成问题”、就是说那个“没觉悟”，好像别人都不如他们；国民党不讲道理，共产党却太喜欢讲话，八字没一撇的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手里没枪没炮、开口就是“胜过百万雄兵”，虽然口号喊得响，老百姓的心里却没底。
王三官曾经和共产党人闹过一点矛盾。1938年的时候，刚从北平回来的王方明到大洼村做抗日动员，村民们听到一半就没了兴趣、跑到三官庙里烧香拜佛。王方明顿时急了，闹着要拆了三官庙，还说这是封建迷信，“供上全猪全羊也消灭不了日本鬼子”。王三官反驳说：“你不迷信自然有人信，等你打走了日本人再来拆庙也不迟。”
事到如今，王方明没能打走日本人，王三官的庙也被鬼子拆掉了，迷信不迷信都没用。
听说共产党到了嵖岈山，王三官当时高兴了一阵，但随即又沮丧起来：国军的那么多队伍都挡不住日本人，八路军新四军又能有什么办法，那个人讲述的美好前景，不过是吹牛罢了。
年底的时候，有消息说“效信趁支队”打垮了史聘侯的保安大队，新任县长刘馨吾请八十九军的“突击团”来帮忙，国军和新四军在南山打起来了——效信趁原本就是共产党，他当新四军的支队长是理所当然的。可史聘侯和刘馨吾原先都是他的好朋友，现在怎么就不能“以和为贵”、合起来打日本，偏偏要自己先干一仗呢？——王三官真是想不通。
没过几天，又听说国军打输了，刘馨吾县长也差点被抓住，新四军占领了南山九头崖，在尚店乡一带站住了脚。王三官心想：这共产党真是比以前厉害多了，前几年，政府说赶走就赶走，现在回来了，连国军都挡不住。
有天晚上，小洼村的一户人家生孩子，托王三官去请接生婆。
“三姑六婆”里分“药婆”和“稳婆”，其实，看妇女病的药婆子和接生孩子的稳婆子通常是一个人，有时候她们还兼着媒婆、神婆，反正是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按道理，村民生孩子不关保长的事，可现在不同了，鬼子一到天黑就戒严、发现路面上有人走动就开枪，所以，半夜里去请接生婆就必须劳动保长出面——打着“平安灯笼”、喊着“没事喽”过道沟、过路口。要不然，小孩没生下来，大人反倒先送了命。
这类事情，王三官当然不能推辞，忙碌一番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三更了。
一进屋，看见地下铺着草，十多个当兵的坐在麦秸上休息，有的擦枪、有的补衣服，见到他就满面笑容地打招呼：“主人家回来啦。”
王三官顿时有些迷糊，哪里来的兵，这么和蔼客气，真是从没遇到过的事。他连忙对姐姐说：“怎么不请老总们上炕休息呢？还不赶紧去做饭？”
“他们都不愿意上炕，也不要我做饭，说是不能打扰老百姓……”
“老王，不必客气，我们身上尽是血污泥垢，在地上靠一靠就行了”，说话的正是前些日子在路上遇见的那个人。
原来，这人是舞阳县新来的县委书记，名叫苗宝泰。前几天，他带着“叶舞支队”10的一个排到北边去办事，途中和鬼子遇上了，一伙人边打边跑、死伤了好些个，走到大洼村附近实在没力气过道沟了，就想起王三官的姓名、地址，于是一路摸到他家来，打算休息一阵再走。
王三官听说过苗宝泰的名声，他想把“县太爷”拉到炕上休息，可苗书记不愿意，只是问能不能赶紧找个医生来。
大洼村附近没有医生，只有罗大扁担因为练武术的原因、懂一些跌打损伤的医术。罗小扁担死了以后，老头一直住在村公所里，王三官就去把他叫来了。
见了伤员，罗老头觉得很为难：“我只接过骨头，没治过枪伤，不知道行不行。”
新四军都说：“一定行的，你就大胆动手吧。”
有位姓陈的排长，肩膀上吊着布条子，用块小木板将手臂托着：“我胳膊上的伤已经四天了，好像是一颗匣枪子弹打进去了没出来，你拿我先开刀，有事决不赖你。”
“伤口治过了没有？”
“哪里有人治，先受伤的找块膏药贴上，后受伤的连膏药都没有呢。”
既然如此，那就治吧，可受伤的战士有五个，而罗大扁担却没有伤药。王三官想了想，“我知道哪里有药”，说着就跑到生孩子的那一家，拎起稳婆的药篓子就走。老婆子追出来问：“保长，谁家又生孩子了吗？”王保长哪里敢告诉她。
把药拿回家，罗大扁担朝篓子里看了看，眉头皱成一团：“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药？”
王三官说：“从接生婆那里。”
一屋子的人全乐了。
解开陈排长胳膊上缠着的布条，立刻就闻到一股腥臭的味道，撕开最里面一层的大膏药，发现由于先前裹得太紧不透气，伤口已经黑了，肌肉也开始腐烂。又看看伤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