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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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朝官数人于座，外宾惊散。夜半，日本兵排门入景祐宫，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入寝殿，挟其王，谬言中国兵至，矫令速日本入卫。十八日天明，杀其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总管海防闵泳穆、左营使李祖渊、前营使韩圭稷、后营使尹泰骏；而乱党自署官，英植右参政，玉均户曹参判，泳孝前后营使，光范左右营使，载弼前营正领官，遂议废立。”
“议未决，而勤王兵起。十九日，朝鲜臣民籥长庆平乱。长庆责日使撤兵，及暮不答。其臣民固请长庆兵赴王宫。及阙，日兵集普通门发枪。长庆疑国王在正宫，恐伤王，未还击，而日兵连发枪毙华兵甚多，乃进战于宫门外。王乘间避至后北关庙，华军侦知之，遂以王归于军，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殉，泳孝、光范、载弼奔日本。日使自焚使署，走济物浦，朝民仇日人益甚。长庆卫其官商妻孥出王京。”（《清史稿》卷三一三）
然世凯所以出此暴举者，实大有深意焉。世凯既拥韩王至军营，遂飞电报告李鸿章，转达政府。其作用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录其报告李鸿章之电文于左：
十八日晚逆党金玉均、朴永孝等，藉日本兵力，戕杀大臣六人，汉城大乱。臣民纷纷来营禀报，据称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国王吉凶奠测，乞求援救。卑职闻报，即派兵前往，并先致函日使，略云应韩臣民之请，派兵保护王宫。劝其将兵队退出，以靖人心，勿受乱党之愚，激成大变。候其复答，自辰至未，该使竟置不理。复饬营弁持名片往询，日兵竟开枪击毙我弁兵各一名。我兵甫入宫门，日兵即放排枪迎击，持战一时之久。幸我将士奋不顾身，拼命攻击，伤亡共十四人，日兵不支，由便门逃出。我军遂入宫搜拿余党。不料日人狠毒，预伏地雷，兵丁误触雷线，炸毙两人，毁殿屋九间。于宫侧庙内寻得韩王，惟乞救护。询问六大臣何罪被杀，推以不知，皆日使与金、朴诸人所为。王不敢居住宫内，乞为设法安置，遂议到营暂住。卑职一面派员访拿乱党，保护宫殿，弹压地方；一面严申军令，有敢擅动臣民一草一木者杀无赦。党首金玉均等，闻已随日使逃窜，余党潜伏，人心惶惶。查此次变乱之原因，系竹添与金、朴等谋使韩王叛我以自立，因此六大臣平素皆恭顺于我，遂先杀之以决王意。窃思数十年来，我国家糜饷劳师，保全藩属，仁至义尽，该国王昏庸暗懦，暮楚朝秦，若不急早图之，后患何堪设想。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为行省，许各国往来通商，各国必不与我为难。所与我争者日、俄耳。俄不过欲在太平洋得一不冻海口，可虚与饵之；我之海陆军尚可与日本抗衡，日苟与我起衅，尚左券可操。卑职居此日久，密迩东瀛。彼国虽偏小，上下一心，其图谋并吞高丽，形迹已彰。若复数年，羽毛丰满，则难图矣。且此次之变，日本擅自带兵入韩宫，戕杀大臣，其荒谬无礼，亦公法所不容。时哉不可失，惟宪台裁之。
李鸿章得袁禀，意颇嘉许，遂密商总理衙门。当时清国电报转折甚多，是电露透，为日东京新闻访事人以重金购得，揭载报端。日国遂开临时阁议，研究此事，预备一切。清政府遂派吴大澂、续燕甫二人为钦差查办大臣，带战舰二艘，驰往朝鲜，欲收改行省之效果。不料日政府已先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带兵千人，直捣韩京，与韩政府谈判，征收赔款。事平，续、吴始抵韩，见日国与韩廷交涉已定，且探日国尚有数千兵预备续渡，又见报纸遍载袁、李往来函件，知事机已泄。清政府遂密授意与吴、续二人，阳为查办致乱之原因，以了此局。
“朝鲜具疏告变，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有兵舰六艘，并载陆军登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三，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清史稿》卷三一三）
第三节中日天津之谈判
日政府以清此举虽中止，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于是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赴清廷，大旨约请彼此撤退驻兵，并请清查办擅杀日人民之弁兵，共保东亚和局。
光绪十一年四月，日全权大使会李鸿章、吴大澂，于天津谈判。李、吴谓日竹添公使不应带兵入宫，擅杀韩大臣。日两全权大使谓袁世凯不应先行开枪，并纵兵妄杀日商民。李、吴袒袁特甚，彼此互辩不屈，议将决裂。逮十八日，清忽变计，容日要求，结彼此撤兵条约，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约内载明互撤驻韩兵，将来遇有派兵事均须先行知照。条约结后，在表面观之，两国感情系已融洽，究之实有不可已之势。盖清始欲用袁谋以图韩，兹不但不能遂欲，而转受人牵制。在日本以清政府欲谋朝鲜，有唇亡齿寒之忧，须臾不能去。故日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两国交际上有此种种触绪，加以朝鲜藩属问题未能解决，遂生出以后之恶感。
“（光绪）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谕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其余商议各节，务当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三月，约成，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于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朝人或有内乱，强邻或有侵夺，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其所注重实在于此。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藤于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练兵事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藤再四磋商，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第一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第二条，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第三条，朝鲜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点易数四，乃始定议。夫朝廷睠念东藩，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至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既无以复君命，更无以息众忿，亦系实情。然我军保护属藩，名正言顺，诚如圣谕谓’提督所办并无不合，断不能曲徇其请’。因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姑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己意，与国无干。譬如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固是常情。至伊所呈各口供，谓有华兵杀掠日民情事，难保非彼藉词。但既经其国取有口供，正可就此追查。如查明实有某营某兵上街滋事，确有见证，定照军法严办，以示无私，绝无赔偿可议也。以上两节，即由臣照会伊藤，俾得转圜完案。遂于初四日申刻，彼此齐集公所，将订立专条逐细校对，公同画押盖印，各执一本为据。谨将约本封送军机处进呈御览，恭候批准。臣等禀承朝谟，反覆辩折，幸免陨越。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俾朝鲜整军经武，徐为自固之谋，并无伤中、日两国和好之谊，庶于全局有裨也。’由是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清史稿》卷三一三）
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日方无从措手。即日军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剽悍之手腕哉。虽然假令清胜而日败，则日本必图恢复；清则战胜而骄，兵备益弛，后此之败，较甲午或更有甚焉。设清败而日胜，是甲午之役移诸十一年前，则清之沈沈酣睡又当旱省也。
第四节李鸿章之保荐
《天津条约》定后，两国之兵均于是年七八月间陆续撤退，袁世凯亦随营归国。当束装时，遍交韩之事大派，如执要政之金允檀、金炳始辈，皆与订莫逆交。盖袁之精明狡猾，知清国迩时大局，国内恐难立功，欲求立功，当于异域。故袁虽归，其心仍恋恋朝鲜。及归，一面交李鸿章左右亲信，使道其才智，一面将韩事条陈于李。今择其要事数则于下：
（一）韩王昏聩糊涂，最易受人煽惑，又复见异思迁。我国家不派明正大员驻彼监督，久必为日俄所愚，叛我独立。
（二）韩之臣民多数皆主独立自主，欲脱我范围。今驻兵全撤，独立派之范围，必日见膨胀。
（三）我国家现派驻韩之陈树棠，其名为办理商务委员。东西各国皆有特派公使。以委员对于代表国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远。遇有外交，进退皆难，且久为各国公使所鄙。虽上国对于属邦，不能同于各国简派驻使，亦当酌派位分稍尊之员，增其权限。且我国家在朝鲜应办之事，实不止于商务，今仅定名为商务委员，是自缩其权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监国。
（四）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虏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
李鸿章像袁世凯以上之意见，颇为李鸿章赏识。加以李左右人又多赞袁才略，于是李将袁条陈并附己之意见，达知清政府。政府主政诸人不加断决，嘱李鸿章自行出奏。李以政府既不反对，遂将袁两次在韩功绩并其条陈及大院君赦回与清国有益之旨，奏达清廷。奉旨赏袁世凯以知府用，并加三品衔。
“（光绪）十三年，鸿章遵旨筹议朝鲜通使各国体制，奏言：电饬驻扎朝鲜办理交涉通商事宜升用道补用知府袁世凯，转商伊国应派驻扎公使，不必用‘全权’字样。旋于九月二十三日接据袁世凯电禀：准朝鲜外署照称：‘奉国王传教，前派各使久已束装，如候由咨文往返筹商，恐须时日，请先电达北洋大臣筹覆。’并据其国王咨称：‘近年泰西各国屡请派使修聘，诸国幅员权力十倍朝鲜，不可不派大公使。惟派使之初，未谙体制，未先商请中朝，派定后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