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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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模型大师”胡承志又会是什么说法呢？
我们再次来到胡承志先生的家中，是一个秋日的下午。
我们之所以再次拜访胡老先生，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证实北大何教授提出的“北京人”在装箱前是否已被调包的问题，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从胡老先生手中看到一张图，一张与“北京人”有关的秘密图！
关于这张秘密图，１０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便听说了，说此图是一个美国人从日本宪兵队队长手上搞到的，它已在世上隐藏了近半个世纪。后来，我们又听说，这张图就在中国胡承志先生的手上。所以，１０年来我们一直很想亲眼看到这张图。可由于胡老先生几十年来谢绝中外一切人士采访“北京人”之事，故这张被他视如珍宝的秘密草图，自然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有幸的是，后来胡老先生不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而且通过几次交谈，对我们的友情和信任与日俱增。至于那张图的事儿，尽管我们也曾婉转地与胡老提起过，但胡老似乎没有拿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始终未能如愿。于是，为了掌握事实根据，搞清历史的某个疑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很希望这次能在胡老先生家中亲眼目睹到这张图的神秘与风采。
走进胡老先生的家门，胡老已经为我们沏好了一壶上等的花茶。胡老今年已８６岁有余，依然红光满面，很有精神，尤其是记忆力，好得令人吃惊，连半个多世纪前的每一件细小事情，他都能如数家珍。问候寒暄之后，谈话便开始切入正题：
“胡老，有人怀疑息式白可能是个女特务，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不知道。我对此不作评说。我只知道息式白当时来新生代研究室大约只有几个月时间。息式白来新生代研究室，并不是凭什么真本事，而是走的后门。她是犹太人，魏敦瑞也是犹太人，她的父亲在南京行医，和魏敦瑞熟悉，就通过魏敦瑞的关系把她弄来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听说她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过。１９４７年４月，我在东单还偶然碰见了她，她问我日本宾兵队是如何对待我的？我说我逃掉了。后来，她到了美国，听说在一个小学还是中学教书。七十年代，还写了一本关于‘北京人’的书，我看了，尽是胡扯，里面居然还说当初是我帮着她装的‘北京人’的箱子，简直是胡说八道！前不久，我听说她还给贾兰坡来了一封信，要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大概又要写什么了。”
“有人说您当年装箱之前，‘北京人’头盖骨有可能被美国人调了包，也就是说您装的是模型，而不是真品。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吗？”我们又问了胡先生第二个问题。
胡老断然否认道：“不可能！‘北京人’头盖骨是我一个个亲手装的，当时我还叫了解剖科的吉延卿帮我把箱子从楼上抬下去，然后帮我一起装，而且，之前我已经装过一次了，怎么可能是假模型呢？！”
“那么‘珍珠港事件’之前，新生代研究室除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过外，还有别的日本人来过吗？”
“有一个。”
“真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是惊喜，因为在我们的采访中和查到的所有文字记载里，还从来没有这条线索。
“这个日本人的日本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英文名叫Ａｋａｂｏｒａ。”胡老说，“他大约是１９４０年底或１９４１年初被日本的一个科研机构派来中国的，在解剖科Ｂ楼呆了６个星期。我当时是很警惕的，但没有发现这人有什么活动，他每天埋头看书，不怎么说话，也不多问什么问题，看样子挺老实本分的。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有位朋友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那儿看见过这个日本人，所以这位朋友劝我躲一躲，说万一被这个日本人认出来后，就麻烦了！”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当年日本人设在北平的一个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机构，中国的不少珍宝，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弄到日本去的。那么这个英文名叫Ａｋａｂｏｒａ的日本人，后来为什么会出没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这种地方呢？此人有没有可能也是个文化特务？他当初之所以到新生代研究室呆了６个星期，会不会也是为了“北京人”？于是我们问胡老：“‘北京人’的失踪，有没有可能与这个日本人有关？”
“你们问的问题都很怪。我不知道。”满脑智慧而又经历过“文革”的胡老对此类问题总是持谨慎态度，从不作主观推测，更不轻易下结论。
但我们还是又问了一个问题：“胡老，据您所知，当时存放‘北京人’的保险柜的钥匙，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
“保险柜没有钥匙，使用的是密码。”胡老纠正道，“协和医学院始终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装有‘北京人’的保险柜，也一直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魏敦瑞离开中国前，一直由他自己掌握着保险柜的密码，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打开保险柜。１９４１年４月，魏敦瑞去美国后，保险柜的密码便掌握在了他的秘书息式白的手上。不过，魏敦瑞走时对息式白有交待，只要我需要打开保险柜，就得打开，因为我要给魏敦瑞赶做‘北京人’的模型，每天都要从保险柜里取出‘北京人’头盖骨。所以，每天上班时，息式白给我打开保险柜，下班前，我再把头盖骨放回去，然后锁好保险柜。”
由此看来，问题不可能出在胡承志装箱之前，而肯定出在胡承志将“北京人”交到美国人博文手上之后。那么，“北京人”到了博文手上后，他和胡顿院长到底是将“北京人”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还是直接交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半个多世纪来（准确地说是５７年来）一直是个未知数。中方所有当事者和西方部分人一致的说法是：博文将装有“北京人”的箱子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而后再送陆战队。但是，持这种说法的人几乎都是“听说”———贾兰坡听胡承志说，胡承志听裴文中说，斐文中又听王锡炽说，王锡炽又听博文说……就是缺少一个能支撑这种说法的根据。而我们又听说，胡老手中的那张图好像与日本宪兵队搜索“北京人”有关，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想，若能亲眼见到胡老手中的那张图，也许能从中破解和领悟到一点什么。于是我们再一次试探性地向胡老问道：
“胡老，您手中的那张图……”
“不错，我是有一张图，大概已保存了快２０年了吧。”胡老说，“这张图我除了给贾兰坡看过外，还从来没给人看过。”
“胡老，那能不能……能不能请您把这张图给我们看一看？”我们见胡老兴致不错，便很谨慎地提出了请求。
“可以。”真没想到，胡老竟然慷慨应诺。
片刻，胡老便从里屋取出一个大纸袋。那纸袋鼓鼓囊囊，里面装的大概都是与“北京人”有关的重要信件，或重要资料。胡老将纸袋放在茶几上，一边解着袋子，一边说：
“这里还有一封信呢！”
“信，谁写的信？”
“皮特森。一个美国人。你们想看的这张图，这是他寄给我的。”
“是吗？那太好了。”
胡老接着告诉我们说：皮特森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记者。美国军队当年办了一份报，叫《太平洋星条报》，皮特森就是这家报纸最有名的记者。
皮特森对“北京人”失踪一事很有兴趣，二战结束后，他一直在调查、寻找“北京人”，跑了很多地方，像美国华盛顿总部、美海军陆战队总部、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等地，他都去调查寻找过，不仅和当年盟军的许多调查官员熟悉，而且手上还掌握了大量有关“北京人”的资料和线索。１９７１年，皮特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时，还找见了那个曾到中国来寻找过“北京人”的日本著名侦探锭者。据皮特森说，锭者的确没死，还活着，只是日子过得不太理想。但锭者对“北京人”的事，仍念念不忘，一直在寻找。锭者还对皮特森说，他很想到中国来找我，可又不知道我是否还在，地址也不清楚。因为当初他把所有与“北京人”有关的中国人都找到了，就是没找到我。但我没有理睬这件事情。
胡老说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信纸已略略发黄的信。
信是用英文写的，我们看不懂，只有听胡老说。胡老视力极差，英文却极好，他拿起一个微型放大镜，将脸匍匐在信纸上，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对了，这封信是皮特森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写给我的。”
“皮特森怎么会和您联系上了呢？”我们问。
胡老说，皮特森找“北京人”找不着，就到德国去找一直研究爪哇猿人的大科学家孔尼华。他向孔尼华谈起他寻找“北京人”的事，孔尼华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了他，让他给我联系。
“孔尼华又怎么知道您的通讯地址的呢？”
“孔尼华１９３８年就来中国了。后来他又多次到过中国。大概是七十年代末还是八十年代初，他写信给贾兰坡，想找曾经和我一起装过箱的吉延卿，他以为我不在了。贾兰坡就把信转给了我，让我给他回信。后来我和孔尼华相互就有了通讯联系。皮特森从孔尼华那儿得到我的通讯地址后，先给我来了一封信，接着就给我寄来了这张图。”
胡老说着，便将那张我们期盼了１０年之久的所谓“秘密图”，缓缓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是一张看起来好像很普通很普通的草图：一张１６开的纸上，画了１０余处圆圈，圆圈之间，均有箭头所指；每个圆圈旁边，都标有英文字；图的左边，依次用英文写着１１个人的名字，有的英文名后面，还注有中文名字。尽管这张图已在世上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但看得出，由于保管者的慎重与精细，图纸依然还算清晰，只有个别字迹，很难辨认。凭直觉，我们感到这的确是一张非同寻常、大有文章的秘密草图。
果然，胡老一边用放大镜看着图纸，一边解说到：“皮特森来信告诉我说，这张图是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调查官在北平查寻‘北京人’时（笔者注：这位美国的调查官很有可能就是前文中写到过的美军善克中校。因为从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其他美国军官前来中国插手过‘北京人’之事），找到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后，从这个日本宪兵队队长那里得到了这张图。后来，这位美国的调查官将此图带回了美国。再后来，皮特森好不容易从这位美国调查官员手上得到了这张图。”
“皮特森为什么要将这张来之不易的图寄给您呢？”
“主要是希望我能根据此图为他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因为皮特森在信中说，尽管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已有１０年之久，且手中的材料也有２英尺厚，但有价值的线索却不多。另外，这张图上有两个地方都标有我的名字，而且在我名字的下面还画有两道红杠！您们看———
我们随胡老所指的地方看去，在图的左下方和右上角两处，标有“胡承志”三个字，既有英文又有中文。而且，在两处写有“胡承志”三个字的下面，确实都重重地画了一道杠！
胡老指着图上的那些圆圈、标记和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