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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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次他对阿弗纳这样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值一提。我非常轻松地就过来了。”使他垮掉的也不仅仅是他多病的身体,虽然他总是在看医生。也不是担心没钱,虽然他非常拮据。他没有工作,只有一小笔养老金。回到以色列以后,他也试着做过一两笔生意,但都亏了。
真正的问题是深层次的。
“他们让你把红宝石捡起来,”一天他对阿弗纳说。“让你拿在手里玩一玩。他们说如果你干这个干那个,所有这些红宝石都是你的。于是,你干了这个又干那个。”
“接着门上响起了敲门声,来收缴你的红宝石了。他们说,对不起,什么红宝石?你说说看,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意思?”阿弗纳记得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但他的父亲只是摇头。
阿弗纳相信父亲说的都是实情,但也许只对他来说是实情,对别人不一定是实情。如果对所有的人永远都是实情的话,那留给这位荷兰小男孩的会是什么呢?一个还没有买卖头脑、不知化学和数学为何物的男孩?他必须永远待在这个魔圈之外吗?一辈子剪鸡指甲吗?永远也看不到法兰克福了?每周和肖莎娜搭一次便车去阿什杜德海边?等他姑妈给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个工作?在农场待过那么多年,在部队里有着那么好的记录,难道还要继续做一个“野客”?仅仅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什么也不干了,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也许不是“他们”的错,或不全是他们的错。也许,是父亲自己莫名其妙地搞错了。
阿弗纳在木凳上填完问卷调查表,递给那个女孩。过了几分钟,她带着他穿过那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门,走进另一个房间。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张简易木桌后面。房间里有一个装档案的铁柜子,一把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面垫着海狸皮。那个人看着阿弗纳的眼睛,使劲握了握手之后,示意他坐下。
“你好吗?”
“很好。”阿弗纳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你父亲怎么样?”
“很好,谢谢。”
“好,好。”那个人说。“呃……”他提到了阿弗纳所在部队的那个中校。精锐部队中的军官的名字,比如阿弗纳,并不是公开的。阿弗纳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提到他——也许是想跟他套近乎,也许是想再次确认阿弗纳的身份,也许是想证明自己的身份。不管是什么,他决定实事求是地回答。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很好。”
“让我想想,那是……二月份,是不是?”那个人漫不经心地问道,把桌上一个薄薄的文件夹朝自己跟前拉了拉。
“三月。”阿弗纳回答道。他声音中既没有恼火的成分,也没有对什么留下印象的意思。事实上这二者他此时都有一点。使他恼火的是这个游戏,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的仔细。在面试他之前他们一定再三查过他,然而他们仍然非常谨慎。
那个人递给他一支烟,他谢绝了。他注意到那个人自己也没抽。不抽烟的人通常是不给别人烟抽的。所以这个举动一定是在看阿弗纳是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一个抽烟的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把烟接过来。噢,真是精明!这种诱惑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这就是土匪阿弗纳——他想假装改变主意去要一支烟,看看那个人会如何反应。但是没有。
相反,那个人说话时,他仔细地听着。那个人说如果阿弗纳被接纳的话,这个活还是非常有趣的。在目前这个阶段,他甚至不能说他们欢迎阿弗纳参加录用考试。如果通过的话,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大约一半的人会被淘汰,他也许是其中一员。但如果他顺利过关的话,这个活还是极具诱惑力的。
这个活很诱人,而且对国家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他有了安全保障和一笔养老金,也意味着有了保险和医疗福利,甚至还有一套牙齿护理计划。也许还要去海外进行许多次激动人心的旅行。那个人说,他会发现这个组织就像一个金字塔,很多人都在底层,顶上的人非常非常少。他到底能走多远,要看他,也只能看他。
“就拿我来说,”他兴奋地说。“我开始时在底层,吃了很多苦头之后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噢,你今天到了什么地步?阿弗纳暗自思忖道,一个五十岁的笨蛋,坐在一把木椅上面试新人,房间里闷热难当。很让人激动嘛!
那又怎么样?这套位于波罗晓夫大街上的破旧不堪的公寓很显然是在最底层的。这个组织里最让人激动的也许还是在顶层。这位“约翰·韦恩”向往的顶层也许完全不同。
然而这次面试之后,迷人的牙齿护理计划却没有随之而来。没有电话,没有信件。但阿弗纳也永未下定决心。顺其自然最适合他此时的心情。这是1969年夏天。
“你还没有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那个家伙的消息吗?”在一个周末,肖莎娜这样问他。
“没有。”阿弗纳摇摇头。
“他是不是不着急?”
恰恰是肖莎娜自己不着急,这个问题等于白问。这个夏天,她就拿到教师资格证书了。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谈特谈婚姻。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爱着对方。阿弗纳在部队的四年中,肖莎娜没有跟别人幽会过。如果他们结婚的话,她父母会资助他们的。毕竟,他们不可能老是用一辆借来的破车约会。
“不仅仅是以色列航空公司,”阿弗纳对她说,“我还有一个活。”
“是吗?什么活?”
“噢,政府的活。如果得到的话会非常好。我正在等。”
关于这个活,他跟她就说了这些。肖莎娜也没问。她有一头蜜黄色金发,像公主一般窄窄的五官和像瓷器一样深蓝的眼睛。除此之外,阿弗纳喜欢的就是这一点:不多问。但即便如此,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永远无法言表。
一个多月后,他母亲收到了一封电报。
阿弗纳这时差不多把这事都忘了。如果他还惦记着什么的话,他更急切地想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来信。哪怕做一个乘务员,或者事务长,或者任何空勤人员,都行,只要能旅行。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些人,谁知道是些什么人?
这一次,电报上让他去的地方不是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虽然这个地方跟那套公寓一样破旧。不同的是那个让他在外面等着的女孩不同了。她不苟言笑,领着他穿过的那扇门也不同,但也没有任何标记。里面也不同,虽然木桌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坐在木桌后面的人却不同。
“我们一直在跟你谈的那个活,”那个人说,“你还有兴趣吗?”
“有兴趣。”
“好。”那个人拿过他面前的日历,在一个日期上画了一个圈,把它递给阿弗纳。然后从桌子对面滑过来一张纸。
“在这天去这个地址报到。记住这个地址后把它还给我好吗?不要别人送,自己搭公共汽车去。你在那里要参加一个短期课程。上课期间会有一些测试,课程结束后会有一个考试。其余的就由我们来定了。”
阿弗纳有些犹豫不决。
“有什么问题吗?”
“嗯——我被雇用了吗?”阿弗纳说。“我有工资吗?”
“你被接受参加训练了,”那个人说:“当然,我们会给付你工资的。你将成为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临时雇员,但我还不知道是哪一家。他们每周会寄给你一张支票。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了,没有了。”阿弗纳站起来。“谢谢。”
“祝你好运。”那个人向他伸出手,但并没起身。那个不苟言笑的女孩已经把门打开。没过多久,这位“穆萨德”新特工已经站在了大街上。
那天晚些时候,他和肖莎娜坐在“雪铁龙”汽车里,在一阵莫名其妙的冲动之下,阿弗纳问她愿不愿意考虑移民。这个问题问得太突然了,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向她提这个问题。
肖莎娜不解地看着他。
“移到哪里?”她问道。
“我不知道。德国,哪里都行。也许美国。”
“你的意思是永远吗?”
“当然是永远。‘移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
肖莎娜大笑起来,心里也许有点不安。
“说说可以,你不能当真。”她说。“我这个夏天就当老师了。我父母……这是……我们的家。”她看着阿弗纳,补充道:“别担心。你迟早会找到工作的。”
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没有告诉肖莎娜他已经有工作了,也许还是个不错的工作呢。尽管他不知道“超时空效应”这个词的意思,他却有一种曾经经历过这个时刻的感觉,他被这种感觉牢牢地控制着。这种感觉很奇特,根本说不清。那天晚上睡觉之前,那个时刻又漂进他记忆里来。当然,这个时刻就是他父亲问他母亲是否愿意待在法兰克福而她的回答是“你一定是疯了”的时候。
虽然离上课的时间还有两个星期,但阿弗纳还是在第二天忍不住把“雪铁龙”借来,开着出去了——当然是一个人——朝着特拉维夫区的海克亚方向。然后取道海法路北行。
他心里充满了好奇。他很熟悉这个地方,但他记不清哪栋是“穆萨德”培训中心。他沿着那条路开了一两个来回,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是三五成群地在有很多孔的水泥台阶上散步,就是一堆一堆地坐在那里。街道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周围是由铁链连接起来的栅栏。在这片开阔地的中央,从地下升起来一个蘑菇形的圆屋顶,看起来就像一个发电厂,也许是一个防空棚。阿弗纳想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测试。很显然,他不能这时候才想起来问问题,他也几乎无法回到坐在木桌后面的那个人面前,告诉他自己找不到那个地方。事实上,也许根本就没人会回去。因为无论是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还是另一套公寓,看起来都像是临时租用的。
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掉转车头,把车开到这条街与一条大道的交叉口,然后把车停进一个空荡荡的停车场等着。此时车不多,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有几辆车出现了,随后又消失了。阿弗纳看着他们,让他们过去了。他正在等他的第六感觉给他发信号,发出某个让他可以进行推理的信号。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等的车才来。这辆车和其他车没什么区别,车里的两个人可能是大学里年轻的教授或教师。但是阿弗纳知道他们不是。他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知道的,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政府的车就是政府的车,即使在以色列也是这样。
当阿弗纳开着那辆破旧的“雪铁龙”跟着政府的车,沿着蜿蜒曲折的背街而下时,他始终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示礼貌。他们向那片开阔地尽头的铁链栅栏驶去。快到栅栏时,车头猛地向右一转,径直沿一栋大楼的边缘奔去。车没有撞在水泥墙上,而是沿着大楼和栅栏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车道继续向前驶去。阿弗纳这时才看清这条路。在这条车道的尽头是一扇滑动的电门,它正慢慢打开,让车进入。在门那边,路面陡地沉了下去。政府的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弗纳没有跟进去。两周以后他来这里报到培训。除他之外,还有十二个人,都是男的,大多数人的年龄跟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