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造舰船志-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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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2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1957年版，第781页。
（2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2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2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174页。
（2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1957年版，第846页。
（2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1957年版，第846页。
（2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1957年版，第848页。
（28）（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1957年版，第851页。
（29）《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30）《禀清“康济”改为鱼雷练船应添器具卷》，抄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3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3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33）《左宗棠全集》8，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7页。
（34）《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17页。
（35）《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36）《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3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221…222页。
（38）《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266页。
（3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4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4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77页。
（4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311页。
（4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292页。
（4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355…356页。
（4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46）《张之洞全集》1，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7页。
（47）《张之洞全集》1，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9…731页。
（48）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影印本。
巡海奇葩——福建船政“开济”级巡洋舰
梦起法兰西
福建船政开设初期，遵循创始人左宗棠制定的建厂方案，以兵商两用舰船为主要的生产内容。希望以此一举两得，满足海防对近代化军舰的迫切需求，同时让这些带着货舱的军舰平时招商揽货，赚钱自给自足，解决军费问题。不幸的是，这种愿望良好的初衷，被事实无情地证明为完全不切实际。兵商两立沦为兵商两绌，亦商亦兵的轮船用作军舰嫌其布局古怪，缺乏必要的防护设计，当成货船来用又嫌船型狭长，火炮占用甲板空间，货舱太小，最终大都只是充作炮舰或侦报舰。
随着左宗棠督率楚军西出阳关，攻剿捻军和起义回民，沈葆桢出山，船政大政方略发生渐变。因平息日本侵台事件时的倾力合作，沈葆桢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私人友谊愈发牢固，很多拿捏不准的洋务事务，沈葆桢往往都选择向李鸿章问计。也藉此，李鸿章在船政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后人较少注意的是，沈葆桢北调出任南洋大臣后，直至其逝世，接续担任船政大臣的丁日昌、吴赞诚、黎兆棠等，无一不是出自李鸿章幕府，淮系势力开始进入船政，天津通向马尾的电报交通日益成为热线。
1876年的夏天，受李鸿章、沈葆桢举荐，原天津机器局总办，安徽庐江人吴赞诚调任船政大臣。上任未久，吴赞诚收到了老上司李鸿章寄来的一连串特殊信件。
吴赞诚赶赴榕城时，恰逢中国近代化海防建设全面起步，经历了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刺激，清政府内通过海防大筹议，决心大力建设西式海军。该项事务的两大主管官员，李鸿章、沈葆桢此时都在竭力说服清政府购买铁甲舰。因为经费不足，议论不齐，铁甲舰购买计划一拖再拖。李鸿章不愿白白浪费时间，作为铁甲未购之前的变通布署，首先通过海关税务司赫德购买用于防守海口的蚊子船，而将来铁甲舰购成之后，势必要配置的巡洋舰，也成为李鸿章想预先着手筹备的工程。
船政大臣沈葆桢，与李鸿章结盟，使得船政建设带进了浓郁的淮系色彩。同时，也令沈葆桢与左宗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给吴赞诚的信中，李鸿章最初称日意格到天津总督衙门向其汇报筹备福建船政学生留学事宜，交谈时，日意格提出福建船政以往所造舰船舰型不佳，应该仿造欧洲新式的巡洋舰，李鸿章对此建议深以为是。（1）稍后的信里，李鸿章更进一步提出，“应于铁甲船未购之先，配造巡海快船四只，以备将来购成铁甲，可以练成一军”（2）。直接建议吴赞诚准备分年建造新式巡洋舰。
当时正值船政首届留学生即将出洋，按照船政通例，仿造新军舰的计划具体将采用购买西方现成军舰设计的模式，委托法国著名船厂帮助量身设计。船政此次的目标是要造一型1700马力新式巡洋舰，吴赞诚将任务托付给留学生洋监督日意格，指令其顺路往法国船厂经办军舰图纸，以及核算编制出所需采办的材料名称和价格，“开单赶寄”。（3）
船政留学生由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率领，1877年5月7日到达法国重要港口城市马赛。安排留法学生学习之余，日意格即前往地中海船厂洽谈中国新巡洋舰的设计项目，委托该厂进行设计。地中海船厂总工程师经权衡分析，认为中方提出的1700马力既定指标过小，不适用于新式巡洋舰，建议船政大臣吴赞诚将功率设计要求放大至2400马力。（4）至1878年末，新巡洋舰的方案逐渐眉目清晰。
法国巡洋舰“杜居土路因”，以特有的庞大撞角而出名。
法国地中海船厂为中国设计的这型巡洋舰，材质为铁胁双重木壳，带有撞角，排水量2152吨，计划配备新式复合蒸汽机，主机功率正常为2400马力，最大可以达到2800马力，航速15。5节，舰长76。8米，宽近10米。火炮的布置方法较当时船政正在建造的舰船先进，主炮共有四门，两门安装在舰首两舷的耳台内，两门分别配置在首尾楼。副炮六门，两门安装在舰尾左右的耳台内，另四门装在前后耳台之间的甲板舷侧。（5）结合当时法国所建造的巡洋舰情况，以及该套图纸最后的建造结果，稍加比对就能发现，地中海船厂提交的这套设计方案，实际是此前不久瑟堡船厂刚刚建造的“杜居土路因”（Duguay…Trouin）号巡洋舰的缩小版。
因活跃于中法战争而出名的“杜居土路因”号巡洋舰，由法国著名军舰设计师M。Eynaud操刀，瑟堡船厂工程师M。Boden依据设计图组织施工、监造。这艘军舰的舰名取自法国18世纪的海军英雄杜居土路因（Rene Du Guay…Trouin）中将的名字，采用铁胁铁壳舰体，相比铁胁木壳军舰，更为时髦。不过当时法国人尚不掌握船用防锈漆的配方，无法用防锈漆涂刷船底以防腐蚀，“杜居土路因”原本新式的铁壳外采用的还是木壳船包裹铜皮的传统防腐方法，水线下的铁壳船底外又加铺了一层厚度为7。9英寸的木板，再在木板上包裹铜皮，稍显笨拙古怪。（6）
结合最新的铁胁铁壳结构，和古意盎然的木板包铜皮防腐术于一体的“杜居土路因”，舰长89。76米，宽13。18米，吃水6。25米，排水量3479吨，动力采用八台圆型锅炉配合一座复合蒸汽机，功率4800马力，单轴推进，航速15。5节。
在同时代法式巡洋舰里，“杜居士路因”的体量并不算特别出众，但它的武备却着实有点鹤立鸡群。装备有舰首、舰尾共四座耳台，主炮不再采用船旁列炮或换门架安装法，而是主要安装在耳台内，这样的布置在法国，以往主要只有在铁甲舰上才能见到。充作主炮的四门190mm1870式加纳炮分装在四座耳台里，另有一门奇特地安装在首楼甲板上，为了避开舰首牙樯，火炮还加设了高高的底座，如此舰首对敌时可以同时获得三门主炮的火力。和近邻英国相比，法国设计师的风格显得大胆、前卫。“杜居土路因”的副炮是五门1870式140mm加纳炮，四门安装在前后耳台之间舷侧，剩余一门在尾楼甲板上。此外，还装有两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以及长达近七米的法式大鼻子撞角。（7）
“杜居土路因”1877年3月31日刚刚下水，是真正崭新的第一线新式军舰，法国地中海船厂选择新鲜出炉的军舰作为中国新巡洋舰的设计母型，可谓是没有任何国别之见，完全尽了心力。当时中法关系尚处于蜜月期，如果能预料到不久之后会和中国爆发战争的话，恐怕法国人就不会如此大公无我了。与“杜居土路因”相比，地中海船厂的方案主要是缩小军舰外观尺度，另外主机的功率减少了一半，但最高航速仍然保持为15。5节。舰体材料没有采用尚属于新事物的铁壳，保守地采用铁胁木壳，但与众不同地是使用了双重木壳，以此增加军舰的防护性能。武备方面，新巡洋舰也是采用四座耳台，考虑到军舰尺寸减小，吨载有限，为保证主副炮的数量，舰尾部的两座耳台被略微改小，安装的火炮也改作副炮。
新设计几经修改、完善，全套总分图纸于1879年寄到船政，中国支付给地中海船厂设计费3092两银。（8）经派在法国留学造舰的船政学生陈兆翱、魏瀚等测算，预估建造经费会超过四十万两银，建造开始时即需要首先投入二十万两，以准备材料，扩建必要的厂房设施。这样一笔钱款，对于当时每月拨款仅有三万余两的船政，无异于天文数字。尽管买到了全套设计图纸，而且厂中通过创制“威远”级也有了铁胁军舰的建造经验，四十万两一艘的巡洋舰仍然让船政感到无以为力，“措手无从”。（9）
开天地，济沧海
船政仿造巡洋舰悬而未决的局面，并没有影响李鸿章北洋海防建设的进度。1879年12月11日，李鸿章上奏清廷，汇报已于两日前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帮助从英国订购两艘新式的碰撞巡洋舰，即后来著名的“超勇”级军舰。（10）清廷上谕批示，予以同意，不过，上谕末尾突然加了一段针对福建船政的指示，“制造各船必精益求精，不可蹈常袭故”，并称如果船政能仿造类似李鸿章购买的巡洋舰，“始裨于实用”，要求船政大臣“实力整顿，逐渐图功”。（11）
清政府之所以画出如此一笔，与当时的东亚国际形势大有关系。台湾事件后，日本虽然暂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