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2＇ 《高宗实录》卷231，乾隆九年十二月癸亥。
＇23＇ 赵慎畛：《榆巢杂识》：滇省开凿通川河道，自东川府小江口入金沙江，泝流至新开滩，直通四川泸州，千数百里，皆藉人力化险为平，工费约数十万金。自乾隆八年十一月兴工，至十年四月告成。
＇24＇ 建仓似始自乾隆二年七月癸丑，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覆，直隶按察使多纶奏豫筹积贮事宜。所称需用仓廒，应令该督酌请修建（又见三年五月己巳）；七月，两江请添建仓廒；十月及随后几月之内，四川、奉天、广西、浙江、江西、贵州亦请建仓；每间估银二十两（浙江）；乾隆六年六月戊午，吏部尚书署两江总督杨超曾疏言：安省常平仓收捐谷石，各府州县共不敷贮谷九十三万三千九百八十石，需添建廒仓二千三百四十二间；八月癸卯，总督仓场侍郎塞尔赫等奏称：京仓廒座，不敷积贮。请于京城内外建廒九十八座，以足新旧千座之数。乾隆十一年二月甲子，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通省应建仓廒一千四百余间，共估需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余两有奇。皆从之。
＇25＇ 《高宗实录》，卷79，乾隆三年十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彼时江苏即动用三十一万两，修建被灾几紧要处所城垣，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页67）称，“两江动用藩库银五十万两大修城垣”，似误。其后，乾隆七年五月，又有宁夏等地修城。
＇26＇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辑，596…597页。
＇27＇ 参见王业键：“清代的粮价呈报制度”（《故宫季刊》第13卷第1期）；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1988：4），将之确定为乾隆三年之事；清代以前，为掌握粮情，政府主要依靠一种一年两度的灾情报告制度。然而这种制度主要是针对灾害的发生而设，范围比较狭窄，也显得比较消极。报灾期限过后变化的不予考虑，被灾分数的估定不准及难以反映出实际赈济需量，是这一制度难以克服的弱点。此外还有一定的随机呈报制度为其补充。清朝自康熙中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粮价陈报制度，规定各省督、抚每月要分别将该地气候情况和粮食价格报告朝廷，使其能随时掌握各地供需的变化，以相机采取措施。但还属于不规则报告，直到乾隆初年，才和其他的许多制度一样，完善为每月奏报的经常报告制度。
＇28＇ 乾隆元年五月壬寅，六月河南，《高宗实录》卷18，21。
＇29＇ 乾隆五年五月戊辰，《高宗实录》卷130。
＇30＇ 《清史稿》曰：“国家有疆域，谓之版图，版言乎有其民，图言乎有其地。”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7、62页）：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其间，来华外国人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538～541）：巴多明（法国人，Dominique parrenin）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JeanBaptiste Regis）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1668～1720，pierreJartoux）、费隐（奥，Xavier…Ehrenbert Fridelli）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另，1725年朝令雷孝思偕费隐测绘陕西里海间地图；乾隆二十年代，西师平准平回以后，乃测绘了西北新疆的地图。
＇31＇ 乾隆六年五月癸未。
＇32＇ 参见《啸亭杂录》卷1《普免天下租税漕粮》。
四、回复三代
10。历史意见，回向三代
对清代历史，学界已有过若干“现代”、“后现代”的解释。不过，在钱穆先生看来，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而非“历史意见”。＇1＇因此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他们对自己思想行为的解释，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清人当时对自己的行为是怎样考虑的呢？
雍正十三年九月，即位一月的乾隆皇帝便表述了自己的追求目标——继述祖志，实现“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的理想。＇2＇上谕：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我皇考圣训所谓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者，庶能继述万一。此朕中心乾惕之诚，并表示，此非“邀誉近名”，以博臣民感颂，——“朕心务收实效，岂肯徒托空言”？＇3＇
所谓“皇考圣训”，乃指雍正五年六月壬寅，世宗谕内阁：
朕愿与大小诸臣交相儆勉，详思礼义廉耻之大者。身体力行，则人心风俗，烝烝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几其可复见也。＇4＇
这也可以说是皇考皇祖以来三代的理想。如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圣祖谕：
朕嚮意于三代。＇5＇
但那时还只是虚说，而并没有付诸实施，不像乾隆初年，就打算实做了。而且，不仅是想超迈皇祖、皇父，更是打算直追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策试天下贡士赵青藜等，制曰：
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于唐虞之盛治。……多士学有所得，则扬对先资，实在今日，其直言之，勿泛勿隐。朕将亲采择焉。＇6＇
乾隆二年五月戊子，策试天下贡士何其睿等，制曰：
朕惟自古致治之隆，唐虞为盛。而虞书……言民事莫重于农，敦本计也。……多士其各摅所见，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乾隆三年二月丙午，首举经筵大典。直讲官班第、孙嘉淦进讲《尚书》“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讲毕，上曰：
自昔圣帝明王，以尧舜为极则。尧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时。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时。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节。
这些都可以算作意图“回向三代”的例证之一。征诸乾隆初政的许多做法，岂不正是要把“复古”作为一个重大的追求目标？＇7＇
中国文化传统原本奉前人为榜样，而不以未来为标的。在儒家思想里，一向有一个极大的题目，就是如何“回向三代”，回归古代“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8＇乾隆初年的有关努力，正是对儒家正统学说的一个重大实践。它意义深刻，既“传统”，又带有一定的“现代性”。在我看来。也远比所谓“统一”或“盛世”来得重要；它与其说是为了证实清人统治的“合法性”，不如说是在积极地确立清代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地位。而且，化“空言”为“实事”，其意义怎样说来都不过分。
但“回向三代”，却并非那么容易。在历史上，至少曾有过两次重大的尝试，一次是在汉代，＇9＇一次在宋代，都未能成功。＇10＇仅就主观原因来说，前一次可谓“貌合神离”，后一次却是“君相分立”。乾隆朝则过于突出皇帝个人，不但君相合一，甚至君代臣职。皇帝的素质暨儒学素养是超越前人了，甚至不在一般朝臣和名儒之下，但也造成了所谓“君孤”的现象。
乾隆四年八月壬辰，刑部尚书尹继善面奉谕旨，曰：今当“上法”三代；但经一番阅历，才知其难。只有寄望“与诸臣交相儆戒”，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意谓希圣希天，有为者亦若是耳。由今观之，不但尧舜汤武，夐乎难追。即（汉）文帝（唐）太宗，亦且有志未逮。可见天下事，责人甚易，而自处则难。局外旁观甚易，而以身阅历则又难也。＇11＇
而施政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乾隆五年正月壬戌，御史朱续晫条奏三折，以为效法汉之文帝、唐之太宗，不若效法唐虞三代，上谕：
若浮慕虚名，有意规仿，则效法汉唐，尚属虚假，而况于唐虞三代乎。
表示不愿改变初衷。＇12＇
七月庚寅，复谕：初意于“养民”有所成效之后，即兴“教化”；它不是发展经济与地方建设，办几件事就可以令人满足的，朕之初意，俟养民之政渐次就绪，闾阎略有盈宁之象，则兴行教化，易俗移风，庶几可登上理。岂封疆大臣，能办地方一二事，遂足以满朕之望乎？
朕日以皋夔稷契望天下之督抚，天下之督抚。亦当以皋夔稷契自待。不可识见短浅，过自匪薄，徒沽名誉，徒邀嘉奖，为言官之所轻也。＇13＇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上谕：本朝政治清明，并无历代之弊（如女宠、宦官、权臣、强藩等），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夫振纲纪，修制度，可谓有法矣。然此特致治之具，而未可为根本之图。……（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
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康熙以来，连续出现几个“英主”，设若将来遇到“庸常之主”，国是岂不“必致凌替”？——这正是朕心中之隐忧，由此以观，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
所以，此时“回复三代”，建立“万年不拔之基”，方是“根本之图”，今国家当太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后，所以立万年不拔之基者，诚不可不及是时而加之意也。……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为之有其渐，施之有其方，实非不可举之政。……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假令畏难图便，晏然自谓已治已安，则祸患即已潜伏，不可不惧也。＇14＇
仍在坚定的宣示他的决心，甚至不惜出以危言（祸患潜伏，不可不惧）；“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一句，更表示出具体的操作方针，非“泥古不化”者可比。
此际除御史朱续晫外，还有一些重臣表达了对“回向三代”的支持态度（尽管这仍不能让皇上满意）。乾隆九年二月乙丑仲春经筵，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曰：
皇上精一执中，继唐虞之道统，尊崇正学。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