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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乾隆十三年-第12部分

小说: 乾隆十三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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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高宗实录》卷231,乾隆九年十二月癸亥。
  '23' 赵慎畛:《榆巢杂识》:滇省开凿通川河道,自东川府小江口入金沙江,泝流至新开滩,直通四川泸州,千数百里,皆藉人力化险为平,工费约数十万金。自乾隆八年十一月兴工,至十年四月告成。
  '24' 建仓似始自乾隆二年七月癸丑,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覆,直隶按察使多纶奏豫筹积贮事宜。所称需用仓廒,应令该督酌请修建(又见三年五月己巳);七月,两江请添建仓廒;十月及随后几月之内,四川、奉天、广西、浙江、江西、贵州亦请建仓;每间估银二十两(浙江);乾隆六年六月戊午,吏部尚书署两江总督杨超曾疏言:安省常平仓收捐谷石,各府州县共不敷贮谷九十三万三千九百八十石,需添建廒仓二千三百四十二间;八月癸卯,总督仓场侍郎塞尔赫等奏称:京仓廒座,不敷积贮。请于京城内外建廒九十八座,以足新旧千座之数。乾隆十一年二月甲子,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通省应建仓廒一千四百余间,共估需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余两有奇。皆从之。
  '25' 《高宗实录》,卷79,乾隆三年十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彼时江苏即动用三十一万两,修建被灾几紧要处所城垣,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页67)称,“两江动用藩库银五十万两大修城垣”,似误。其后,乾隆七年五月,又有宁夏等地修城。
  '26'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辑,596…597页。
  '27' 参见王业键:“清代的粮价呈报制度”(《故宫季刊》第13卷第1期);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1988:4),将之确定为乾隆三年之事;清代以前,为掌握粮情,政府主要依靠一种一年两度的灾情报告制度。然而这种制度主要是针对灾害的发生而设,范围比较狭窄,也显得比较消极。报灾期限过后变化的不予考虑,被灾分数的估定不准及难以反映出实际赈济需量,是这一制度难以克服的弱点。此外还有一定的随机呈报制度为其补充。清朝自康熙中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粮价陈报制度,规定各省督、抚每月要分别将该地气候情况和粮食价格报告朝廷,使其能随时掌握各地供需的变化,以相机采取措施。但还属于不规则报告,直到乾隆初年,才和其他的许多制度一样,完善为每月奏报的经常报告制度。
  '28' 乾隆元年五月壬寅,六月河南,《高宗实录》卷18,21。
  '29' 乾隆五年五月戊辰,《高宗实录》卷130。
  '30' 《清史稿》曰:“国家有疆域,谓之版图,版言乎有其民,图言乎有其地。”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7、62页):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其间,来华外国人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538~541):巴多明(法国人,Dominique parrenin)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JeanBaptiste Regis)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1668~1720,pierreJartoux)、费隐(奥,Xavier…Ehrenbert Fridelli)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另,1725年朝令雷孝思偕费隐测绘陕西里海间地图;乾隆二十年代,西师平准平回以后,乃测绘了西北新疆的地图。
  '31' 乾隆六年五月癸未。
  '32' 参见《啸亭杂录》卷1《普免天下租税漕粮》。
  四、回复三代
  10。历史意见,回向三代
  对清代历史,学界已有过若干“现代”、“后现代”的解释。不过,在钱穆先生看来,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而非“历史意见”。'1'因此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他们对自己思想行为的解释,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清人当时对自己的行为是怎样考虑的呢?
  雍正十三年九月,即位一月的乾隆皇帝便表述了自己的追求目标——继述祖志,实现“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的理想。'2'上谕: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我皇考圣训所谓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者,庶能继述万一。此朕中心乾惕之诚,并表示,此非“邀誉近名”,以博臣民感颂,——“朕心务收实效,岂肯徒托空言”?'3'
  所谓“皇考圣训”,乃指雍正五年六月壬寅,世宗谕内阁:
  朕愿与大小诸臣交相儆勉,详思礼义廉耻之大者。身体力行,则人心风俗,烝烝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几其可复见也。'4'
  这也可以说是皇考皇祖以来三代的理想。如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圣祖谕:
  朕嚮意于三代。'5'
  但那时还只是虚说,而并没有付诸实施,不像乾隆初年,就打算实做了。而且,不仅是想超迈皇祖、皇父,更是打算直追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策试天下贡士赵青藜等,制曰:
  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于唐虞之盛治。……多士学有所得,则扬对先资,实在今日,其直言之,勿泛勿隐。朕将亲采择焉。'6'
  乾隆二年五月戊子,策试天下贡士何其睿等,制曰:
  朕惟自古致治之隆,唐虞为盛。而虞书……言民事莫重于农,敦本计也。……多士其各摅所见,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乾隆三年二月丙午,首举经筵大典。直讲官班第、孙嘉淦进讲《尚书》“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讲毕,上曰:
  自昔圣帝明王,以尧舜为极则。尧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时。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时。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节。
  这些都可以算作意图“回向三代”的例证之一。征诸乾隆初政的许多做法,岂不正是要把“复古”作为一个重大的追求目标?'7'
  中国文化传统原本奉前人为榜样,而不以未来为标的。在儒家思想里,一向有一个极大的题目,就是如何“回向三代”,回归古代“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8'乾隆初年的有关努力,正是对儒家正统学说的一个重大实践。它意义深刻,既“传统”,又带有一定的“现代性”。在我看来。也远比所谓“统一”或“盛世”来得重要;它与其说是为了证实清人统治的“合法性”,不如说是在积极地确立清代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地位。而且,化“空言”为“实事”,其意义怎样说来都不过分。
  但“回向三代”,却并非那么容易。在历史上,至少曾有过两次重大的尝试,一次是在汉代,'9'一次在宋代,都未能成功。'10'仅就主观原因来说,前一次可谓“貌合神离”,后一次却是“君相分立”。乾隆朝则过于突出皇帝个人,不但君相合一,甚至君代臣职。皇帝的素质暨儒学素养是超越前人了,甚至不在一般朝臣和名儒之下,但也造成了所谓“君孤”的现象。
  乾隆四年八月壬辰,刑部尚书尹继善面奉谕旨,曰:今当“上法”三代;但经一番阅历,才知其难。只有寄望“与诸臣交相儆戒”,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意谓希圣希天,有为者亦若是耳。由今观之,不但尧舜汤武,夐乎难追。即(汉)文帝(唐)太宗,亦且有志未逮。可见天下事,责人甚易,而自处则难。局外旁观甚易,而以身阅历则又难也。'11'
  而施政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乾隆五年正月壬戌,御史朱续晫条奏三折,以为效法汉之文帝、唐之太宗,不若效法唐虞三代,上谕:
  若浮慕虚名,有意规仿,则效法汉唐,尚属虚假,而况于唐虞三代乎。
  表示不愿改变初衷。'12'
  七月庚寅,复谕:初意于“养民”有所成效之后,即兴“教化”;它不是发展经济与地方建设,办几件事就可以令人满足的,朕之初意,俟养民之政渐次就绪,闾阎略有盈宁之象,则兴行教化,易俗移风,庶几可登上理。岂封疆大臣,能办地方一二事,遂足以满朕之望乎?
  朕日以皋夔稷契望天下之督抚,天下之督抚。亦当以皋夔稷契自待。不可识见短浅,过自匪薄,徒沽名誉,徒邀嘉奖,为言官之所轻也。'13'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上谕:本朝政治清明,并无历代之弊(如女宠、宦官、权臣、强藩等),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夫振纲纪,修制度,可谓有法矣。然此特致治之具,而未可为根本之图。……(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
  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康熙以来,连续出现几个“英主”,设若将来遇到“庸常之主”,国是岂不“必致凌替”?——这正是朕心中之隐忧,由此以观,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
  所以,此时“回复三代”,建立“万年不拔之基”,方是“根本之图”,今国家当太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后,所以立万年不拔之基者,诚不可不及是时而加之意也。……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为之有其渐,施之有其方,实非不可举之政。……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假令畏难图便,晏然自谓已治已安,则祸患即已潜伏,不可不惧也。'14'
  仍在坚定的宣示他的决心,甚至不惜出以危言(祸患潜伏,不可不惧);“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一句,更表示出具体的操作方针,非“泥古不化”者可比。
  此际除御史朱续晫外,还有一些重臣表达了对“回向三代”的支持态度(尽管这仍不能让皇上满意)。乾隆九年二月乙丑仲春经筵,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曰:
  皇上精一执中,继唐虞之道统,尊崇正学。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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