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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岭南震撼 --南越王墓发现之谜 岳南-第14部分

小说: 岭南震撼 --南越王墓发现之谜 岳南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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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陆道路对于国家的重要,犹如血管对于人体的重要一样,是维系国家整体的动脉,通则舒畅,阻则淤滞。秦采取的开新道和凿灵渠,不仅是当时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战略性措施,而且对于加强岭南与内地的联系,打破岭南的闭塞局面,促进岭南的开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此,岭南的历史进人了一个新的划时代的阶段。    
第四章    
珍宝灿烂  
    面对堆满地宫的灿烂珍宝,发掘人员一筹莫展。考古学家白荣金献出奇计,悬空发掘得以实施。墓穴深处,一件件奇珍异宝相继出土,让世人领略久远的岭南文明,同时也为解开墓主之谜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悬空发掘与虎节面世    
    当东耳室的器物清理到一半时,对西耳室的发掘也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这个室的清理工作主要由白荣金、陈伟汉、李季三人负责。    
    顾名思义,西耳室位于前室西侧,这是由前室竖穴西部,向里边横掏出的一个长方形洞穴,。洞穴内又用石头人工砌筑成一个平面长方形的墓室,与洞穴原岩形成了互为表里的相属关系。耳室的东端为一短过道,与前室相通。经测量,过道长1。14米、宽0。96米、高1。14米。在过道与前室相连的地面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对坠落的铜门环,从这对铜门环的坠落可知,在过道口与前室通连的地方,原来安设着两扇封闭的木板门,由于年久日深,木门已朽腐不存,只有这两个门环残留了下来,以证当初木门的存在。根据门环的钉上所残留的朽木痕迹推知,木板门的厚度约为2。5厘米。与此同时,考古人员根据录像资料显示和站在过道口初步观察的情况注意到,室内的4块顶盖大石板各有一道贯穿性断裂,并有较严重的错位,最多处达l0多厘米,看上去险情严重。面对此情,考古人员经过分析,认为这个耳室是以掏洞的方式建造而成的,其顶部不存在重大压力问题,而在顶盖石的周围已没有多余的空隙可供石板再产生移位的可能,因此可以断定,顶盖石不会自然下塌,险情可予以解除。但过道顶的断石块却断裂严重,随时都会有崩塌的危险,必须采取防范加固措施。于是,考古人员找来木柱和木板,很快将过道顶断裂的石块支护起来。    
    当一切险情不再存在时,考古人员开始考虑如何进行清理了。大家惊奇地发现,西耳室不但比东耳室随葬品数量多,而且品类也较多。只见室内堆满了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陶器、漆器和木器等难以数清的器物,各种器物层层叠叠地堆压在一起,几乎塞满了所有的空间,一眼望去,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    
    惊喜过后,伴随而来的是一阵忧愁,因为室内的器物太多太乱,考古人员根本无立足之地,如何进人室中清理?看来这是一个不算太小的难题。当然,如果室内存放的不是沉睡千载的珍贵文物,而是一堆普通器物,只要先将散落在过道中的一部分取出来,再逐步向室内推进,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就可以全部提取了。这种步步为营向前推进的方式,势必要影响整个室内拍照时的完整性,同时容易弄乱墓内互相关联的器物,这无疑犯了考古学的大忌。就考古学的意义而言,它不仅仅是将发现的文物取出来以供人们观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器物以及与这些器物相关联的一切物质,科学地揭示古代的历史文化,准确地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和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    
    考古人员在感到棘手的同时,不得不停下来商讨对策。    
    队员们根据自己的学识、经验与思维方式,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清理方法,很快这些方法因各自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被一一否定。最后,来自北京的白荣金提出了一个,’悬空发掘”的方案,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    
    在象岗古墓的考古发掘队员中,白荣金可称得上是一员战功赫赫的宿将。他自1956年参加考古工作,至今己参加发掘墓葬和遗址近百处,尤其在著名的满城汉墓和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中,白荣金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如此,白荣金为人处事却极其谦虚,每遇到棘手难办的间题,他总是在耐心听完其他人的意见后,以一个成熟学者应有的风度、学识和耐心,经过反复琢磨,才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提出的“悬空发掘”方案是:首先在前室把几个木屑麻包堆叠成一个高约O。5米的小堆,其上放一把长竹梯,犹如一架跷跷板。这个跷跷板的大头在前室,上面坐上数人作重压。小的一端伸进耳室,考古队员可沿着这把竹梯慢慢“爬”进室内作分层清理……白荣金的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付诸实施。    
    木屑麻包堆起来了,竹梯架上去了,考古人员陈伟汉、李季等3人顺序坐上了竹梯伸人前室的一端,考古宿将白荣金身穿裤权、背心,小心翼翼地沿着竹梯的外端“爬”进了西耳室。进人室内的白荣金在深人室内约1。5米的南北两面石墙的墙根下随着竹梯的左旋右转,终于找到了一处可先取起遗物的地方。经过照相、绘图后,白荣金慢慢将遗物取出,从而清理出两个落脚点,随后在这两个点上用外面考古人员递进来的砖块叠起了两个短柱,在这两个短柱的上方再架一根厚木杭,将竹梯的一端搭。上去。这样,整个室内便有了一个“万”型的支架。由于西耳室的总长度在4米以上,这1。5米的支架自然不能达到全部清理的地方,于是,根据预先设计的增补方案,在这第一个支架搭成的基础上,以同样的方法继续向里延伸。当第二个、第屯个支架全部搭成并接近于西耳室的内墙后,再在这3个高度相同的支架上纵向平铺两条厚木板作为“滑轨”,最后在“滑轨”上用三四块略短于室内横宽的木板打横平铺,搭起一个高出室内地面约0。6米的低空操作平台。当这一切全部完成后,发掘人员拉进工作灯和电风扇,便可坐着或趴在平台上俯身进行清理作业了。因为平台上只有几块平铺木板,考古人员还可以随着清理进程的需要随时移动位置。看来,白荣金想出的确实是一个既简易又安全的办法。    
    既然考古队已决定由白荣金、陈伟汉、李季三人负责西耳室的清理工作,这三人理所当然地要负起责来,并率先进人室内开展工作。尽管白荣金设计的“悬空发掘台”看上去有些新鲜和浪漫,而一旦进入实际工作,却无法让人浪漫起来。这时的岭南地区已进人酷暑季节,广州的气温已达到摄氏三十六七度,虽然象岗山古墓深人地下加多米,气温略低于地表,但由于墓穴相对狭小,不能通风,令人感到闷热异常。又由于这座一占墓明显具有高度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考古队在发掘清理前就作了严格的规定,每清理一件重要文物之前或发现重要迹象,都要不惜代价由专门负责摄影和录像的姜言忠、韩悦分别拍出一套黑白负片(便于将来编写发掘报告时制版)、一套彩色负片、一套彩色反转片(幻灯片)、一套彩色电影片和一套彩色录像片、〕如此一来,在这个不算太大的墓穴中,白荣金等儿位考古人员趴在操作台上测量、清理,姜言忠、韩悦等摄影、录像人员也紧随其后,一刻不离地进行着取景、测光、调光、拍摄等工作,使本来潮湿、闷热的墓穴更加气闷难耐。尤其是那功率高达1万多瓦的摄影专用灯光一打开,整个室内温度立即上升到摄氏四十度以上,若时间稍长,不但考古人员感觉皮肉炙痛,眼花缭乱,痛苦难熬,就连墙壁也“磁磁啦啦”地直冒白气,似乎在向众人诉说着自己的痛苦。就在这次发掘成功几年之后,负责发掘此室的主力队员李季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满怀复杂的感情说:“谁要是觉得考古这个工作很浪漫,就该在这里呆上几天,准确地说是掘几天或趴几天,因为工作面远低于蹲跪面,干一会儿就感到大脑充血,恨不能一头栽下去…”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发掘境况何其艰难。尽管如此,考占人员还是在这个深邃、阴森的墓穴之中,一丝不苟地从事着严谨而科学的发掘。    
    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判断,整个西耳室地砚原来铺有一层木板,木板已大量朽毁,仅余少量残木。木板之上,层层堆叠着铜器、陶器、漆器、木器、丝织物等多类随葬品,这些器物种类繁多,互相叠压。最初发掘时,经测量得知门道处随葬品堆积高度最高约4O厘米,墓室内随葬器物一般堆积高度为25…32厘米,最低为10厘米左右。由于西耳室曾多次进水,随葬器物彼此之间交错叠压,零乱不堪,又由于墓室内环境潮湿,地面为弱酸性土壤,故器物锈蚀、腐烂严重,有的已全部氧化,只有少数器物保存尚好。面对此情,考古人员只好对器物大致分为三层来逐步清理。    
    在器物的最上层,表面覆有一层浮土,经分析,这些浮土是从室顶顶盖石板的裂隙中掉落的,浮土下隐约地透出一层丝织物和漆器的残痕。门道处,在一堆陶器的仁方散落着3个大号铜鼎,其中一个滚落到前室地面上,考古人员从这3个铜鼎人手,于过道处分层向前推进。在这3个大号铜鼎的旁边,又发现了一组9个小号的铜鼎,这组铜鼎原用丝绢包裹,与一组铜勺共置于一个竹筒内,只是竹筒早已腐烂,小铜鼎便四散开来,同那3个大号的铜鼎几乎混于一起,难辨层次和秩序了。    
    在出土的鼎中,有一件器形高大,整体形状与其他的鼎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形体的特殊立即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经测量,此鼎通耳高42厘米、口径31。5厘米、腹径35厘米、腹深17;5厘米。其形状为:敛口,深圆腹,圆底,长方形附耳,高蹄足,子口缺盖,腹上有一圈凸棱,蹄足上部为高浮雕羊首形,衬以卷云地纹,蹄足为13棱柱体。鼎的表面留有丝绢、竹筒残片,看来同那组小铜鼎一样,事先用丝绢包好,然后放在竹筒内人葬的。后经考古人员研究,这件形体特别的高足鼎是整个墓葬出土的铜鼎、铁鼎、陶鼎中惟一的一件楚式铜鼎,此鼎应是战国时期的楚鼎,由楚地辗转流人南越国。同大多数青铜器一样,鼎开始作为贵族阶级的一种食器,后来逐渐演化成贵族阶级作祭祀、宴会或婚丧礼仪的礼器,并成为“明尊卑,别上下”,即区分权力等级的一种标志。从典籍记载来看,大约自商代开始,对于鼎的使用已有了严格的制度,它体现了王室与其他社会阶层等级差别的森严和不可超越性。从考古发掘看,当时中小型墓葬大多用1个或2个鼎陪葬,而王室陵墓用鼎则大大地超出了此数。如已发掘的河南安阳商代殷墟妇好墓,共出土大方鼎2个、扁足方鼎2个、大小不同的圆鼎32个和许多鼎的残片。这个现象说明当时用鼎制度的等级差别。当历史进人周代,用鼎制度的等级差别就更为明显,这个时期已有了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的严格制度,因为有了天子用九鼎的制度,所以鼎的身价和地位也就明显不同于其他器物,九鼎成了象征最高政治权力的国宝。为了强调鼎的神圣与威严,这种列鼎制度又被后人假托于圣人,以至杜撰出九鼎随权力的更替而因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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