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手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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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慑于大家的愤怒情绪和美国不愿再制造新的血案以造成政治上被动，这天全部站岗的伪军和巡逻的美军都很老实，既未大声斥骂，也没有投掷毒气弹，有的甚至暗暗地向我们竖起大拇指。
在游行队伍里走着一个年仅17岁的战俘，他的名字本来已写上烈士名单，却意外地在追悼会前夕从监狱中被押来，他就是张达。在野战医院丁先文自杀未成被送到“71”后，张达也要求去“71”，和美军争执起来，愤怒地回敬了美军对他的拳打脚踢。他把一个美军的眼镜都打掉了。结果，被当成刑事犯押进监狱。一个美军在把他押上警车时故意向医院的战俘宣布：“这个暴动分子现在就拉出去枪毙。”医院的难友通过甄别来到“602”后，汇报了“张达被敌人枪杀”的消息。
第二天，“602”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
两块横幅英文标语上写着：“强烈抗议美方制造四八甄别血腥惨案！”“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严惩杀人凶手！”横幅标语是正面朝外挂在大门两旁铁丝网上的。
吴春生、张辉忠等还赶制了两幅大型漫画。一幅画的是林学逋烈士英勇就义场面。高大威严，怒目圆睁的林学逋烈士尽管双臂被反剪捆绑，衣衫被撕破，满身鞭痕，两臂鲜血淋漓，满头冷汗，但仍昂首挺胸，面对一把刺至胸膛的大匕首巍然不动。身材矮小，长有狗尾巴、面目狰狞的李大安手举着那把上面醒目地刻有“U。S”字样的大匕首，狂吠着：“我要你去台湾！”（英文）。而林学逋的回答：“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英文）是用大红字母写的，它横贯全画顶部。另一幅画上左侧是大脑袋、小身子，身穿美军军装、头戴牧师方帽，胸挂十字架的伍牧师。他正狞笑着用铁丝牵着一群长着人面的狼狗。这些恶狗背上印有“P。G”字样，张着血盆大口，正吞噬着被五花大绑的、躺在地上的一群中国战俘。这些战俘身上印有“P。W”字样，从他们口中呼喊出来的是横贯全画上部的红色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英文）
这两张巨幅漫画也挂在了营门两侧，吸引了美军、伪军拥来观看。几个美军还指手划脚地小声议论起来。
博托上尉在漫画张挂之前就认真看了画，他对我说：“张，我不能不佩服在你的同伴中竟有这么能干的画家。但是，我却不能同意它的有损我的国家声誉的内容！”
“谢谢你对我的同伴的绘画才能的夸奖。至于它的内容，只不过较尖锐地叙述了一个确实发生了的流血事件，我相信您会同意我们不是在故意无中生有！我一向尊重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相信您也是乐于尊重事实的。”
“我知道在审查甄别时，确实发生过流血事件，但据了解那是你的同胞之间因政治信仰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我听说过你们民族从来是喜欢打内战的，比如，几年前在你们国土上发生了死伤上千万人的内战，总不能说也是我的国家的罪过罢！”
“博托先生，没想到您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还有所研究。但如果您知道蒋介石拿来打共产党的武器也都和画上的那把匕首一样印有U。S。字样，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反正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没有到大陆上去参加战斗！”
“是的，我们一向把美国人民、包括军人在内与你们的政府区分开。我们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我的中学老师中就有美国人，我的英语就是他们教给我的，现在我还很感谢很想念他们。极为遗憾的是你的政府中的掌权者——而不是你的国家，这些年来一直与中国人民为敌！但，即使如此，我们反对的也只是你们政府的这种政策。”
博托举起双手说：“哦，张，我被你俘虏了！但愿我们之间能够合作，在我的任职期间能平安无事！”
我说：“我们将尽可能不使你个人为难！也希望您在您的职权范围内对我的难友们的合理愿望予以支持！”
他点点头。
昭昭忠骨埋何处
在我们和朝鲜人民军各“回国战俘营”的战友们举行了大规模抗议行动之后，美方为平息战俘营的怒潮做了一点让步，答应了一些具体要求，其中包括同意我们去墓地祭吊我们的烈士和到“72”？“86”寻找死难烈士的遗骸、遗迹。
4月底的一天，我们在美军带领下分头出发，我随各大队派出的共10名代表前去为烈士扫墓。我们坐着一辆中型吉普，后面跟着一卡车的美国兵。绕过一个山沟，在一片面向大海的荒坡上，有一片低矮的十字架，这就是墓地。
领我们去的一个美军军官，指着一片新土说：“这些就是最近掩埋的中国战俘，其中有从医院太平间拉来的。”
我们数了一下，共有12个十字架。我们的烈士没有一个是信仰上帝的，决不会料到自己会长眠在基督的十字架下！
“烈士们已经永远埋在异国的土地上了，伴随他们的只有这永不停息的海潮声，只有这些乱石和荒草！”想到这些，大家的心都碎了。
我们把带来的小小花圈放在烈士的十字架下，又在附近挖了12颗小树苗移栽在十字架旁。临别时，我们恭恭敬敬地向烈士们鞠躬告别。
整整34年过去了，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才实现了那天在烈士墓前，曾经对烈士们的英灵许下的诺言：“安息吧！战友！有一天，如果我们能回到祖国，一定要将你们为人民做出的牺牲和对祖国的忠诚，告诉党和人民！”
如今那些小树苗是长大了？还是枯死了？烈士的英灵是回来了，还是仍飘落在异国他乡？
下午，去“72”、“86”寻找烈士遗骸的同志们空着手回来了。他们找到那些由难友们在控诉会上揭发的掩埋烈士们尸体的地点，用军用铁镐挖掘了半天，结果只发现一些头发和衣服碎片。显然敌人已经移走了尸体。
据说在1943年被我们抓获的空降到东北当特务的原“72”的战俘中的叛徒曾供认：那些烈士的遗体在我们派人去之前又被挖出来，大卸八块装入粪桶，盖上大粪倒进了大海。
那么，这些不知名的烈士更为凄惨，他们的遗骸早已化为太平洋的苦水，而他们的英名却至今不为祖国所知。
成立“共产主义团结会”
不久，我们那些去海边清倒垃圾的难友在垃圾场上捡到几份美军《星条报》，带回来给我。我在其中一张较近期的报上看到了有关和谈已完全中断陷入僵局的消息。报道中说我方代表在板门店和谈会议上对美方的强行血腥甄别，强行扣留数万名所谓“拒绝遣返”的中朝战俘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这个报道使我们大为激动。一方面感到我们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向全世界揭露美方在战俘营的严重罪行，以支持我们的和谈代表；一方面我们原来以为可能很快交换回国的幻想被打消了，必须做好长期承受集中营的痛苦生活和长期进行对敌斗争的思想准备。这也使我更钦佩集中营地下党委的远见，他们一来“602”就告诉斗争骨干，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充分思想准备。他们教育大家说：“我们党在艰苦斗争中总是强调：要做最坏的打算，力争最好的结果！”因此，他们在“602回国支队”建立之初，就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努力健全组织，巩固内部，准备迎接长期艰苦的斗争。
健全组织、巩固内部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重新建立地下党组织。
对于这个组织的名称，大家很费了一番脑筋。一方面，几乎所有参战的部队都有被俘的同志在中国战俘营里，当时来到回国支队的五千多名战友互相都不很熟悉，连难友本人是否是共产党员都靠自报；另一方面，汇集到“602”来的各战俘营原有的各种地下斗争组织又很多，比如：地下党支部？地下团支部、爱国主义小组、回国小组、五一同盟、七一同盟等等。加上被俘后一年多来难友中政治状况变化很大：许多原在部队不是党员的同志，特别是很多参军不久的知识青年，在斗争中表现很突出，而有些原来是共产党员的却表现一般，个别的甚至有丧失气节的行为。如果仅以原部队党员作为成员组成地下党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斗争需要的。
那时，还考虑到如果不能得到党中央认可，作为集中营的正式党组织是否合法的问题。
最后，赵政委根据多数领导同志的意见，提议将领导集中营斗争的核心组织定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这既表明它的政治方向，又表明它的任务和宗旨；同时，也有利于团结各个部队和各个地下斗争组织成员有利于发展非党群众加入组织。
当时起草的《团结会章程》基本上是按照党章的内容制定的。会员的标准与发展入会手续，和党员的标准与发展党员手续完全一样，只是更加强调了保持革命斗争气节和准备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要求。
当时，明确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实际上是起着地下共产党的作用，它的各级组织也完全按照党组织形式设立，各中队有支部，各大队有分委会，全支队设总委会，各级组织都设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保卫委员、敌工委员、机要秘书。总委会则设有相应的组织组、宣传组、保卫组、敌工组、机要秘书组等，由各常委分管。
赵政委任总委书记，杜岗、魏林、孙振冠、顾则圣、马兴旺等任副书记，总委委员多由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原营、连指导员担任。我记得总委组织委员是陈吉庆，宣传委员是张城垣（金甫），保卫委员是李喜尔，敌工委员由孙振冠兼任。总委机要秘书组由黎子颖负责，敌工组由我负责，高化龙、安宝元等同志都参加了敌工组。我还被总委任命为“对敌总翻译”。对美方则我的职务为“回国支队”的支队长，必要时可参加总委扩大会议。
共产主义团结会向全体战友宣布了“团结、学习、斗争”三大任务。从此，在共产主义团结会领导下，中国战俘的对敌斗争便从原来自发的、分散的斗争进入了有统一组织领导，团结一致的崭新阶段。
1942年的五一劳动节来临了。总委决定要隆重庆祝这个国际工人阶级的盛大节日，再次向敌人宣告我们的政治选择，并检阅我们的队伍，激励我们的战友去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理想而奋斗！
我们面向大门搭了一个“舞台”，挂上用中、英文写的“隆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横幅。两旁挂有“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中英文标语。
全体战友按大队、中队、小队列队，坐在“舞台”前的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片。大家都戴上了缀有五星的八角军帽，军容整齐，精神抖擞。
当大会主持人黎子颖同志根据总委“五一节筹委会”事先的决定，宣布：“下面请总翻译张泽石同志讲话”时，我站到了台前。
看着台下望着我的这些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聚到一起来的亲爱的战友们，这些和我生死与共的骨肉兄弟们，我的心情异常激动：祖国有这么多好儿女，工人阶级有这么好的钢铁战士，难道不是祖国的骄做，党的光荣么？祖国人民知道这一切么？知道远在海外的这个死亡之岛上还有几千名她的儿女正在敌人枪口下和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