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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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家住得俭朴,外出也住得俭朴。他不愿住什么高级宾馆,喜欢住普通旅馆,朝人群中“扎堆儿”。
1954年10月,周恩来根据与苏联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去东北哈尔滨接收中长铁路。那天的会议和晚会结束后,已是夜里12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住好了。”
周思来乘车开到哈尔滨喇嘛台南边,随便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旅馆经理不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像普通旅客那样,临时找一个空房间便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经理已闻讯赶来,要特意给总理做饭送饭,总理马上拒绝,直奔餐厅,像普通旅客一样买饭,同群众一道边吃边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与想法,了解社会动态。
1955年周恩来到西安,被安排在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他喝了一杯茶,不干,要去旅馆住。我劝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说旅馆里也太乱……”
他说:“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
我说:“你住旅馆,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
他说:“保卫不是把我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党与群众的关系。别忘了我们党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有今天。”
结果,他住到西安大厦,和群众一道在食堂买饭吃,并且感慨地跟我说了两句话:“我就喜欢这种生活。进城后总缺少这种生活。”
然而,保卫制度是不允许总理喜欢什么生活,缺少什么生活,就去过什么生活。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他保卫在专门的院子专门的楼房里。
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饭店举行;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中央首长里有许多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剧团也调来了。演出结束后,兴致勃勃的毛泽东随口讲出一段话:“这次会议的这种开法很好。过去中央全会都是在北京开,以后要到各省去轮流开,可以就地处理这个省的问题,可以了解当地情况,联系各方面。”
这话一传出,各省争相修建宾馆,准备中央全会来本省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不同级别都有一定标准的住宅住房。毛泽东提倡游泳,中央领导们都喜爱游泳,所以这种供上层专用的宾馆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马当先修造了水晶宫,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尔住一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巨大浪费,而且是不住人浪费,住了人更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浪费,连内蒙、青海、甘肃这些边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几十年前的投资……
周思来曾又难过,又气愤;说多了不行,不说也不行地批评了一些省市负责人:“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对于另一种建设,总理就是积极提倡支持的态度了。
周恩来到过陕西、云南和广东的温泉。每到温泉,总理总要先了解当地居民是否有洗温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关同志汇报时,谈到温泉给干部疗养院占了,老百姓洗不上温泉。总理听后很生气,把省市负责人找来,严厉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处当干部的就占过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却没地方洗温泉,你们说你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老百姓会怎么看怎么想?我叫你们说!”
这些干部说不出话,只有赶紧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洗温泉的问题。
在广州从化温泉,周恩来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谈话,也是先问:“群众有没有洗温泉的地方?”
广东的同志说:“暂时还没有。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主要是经费不足,一时难建起来。”
“给领导干部修,经费就能搞到,一给老百姓修,经费就难筹措,你们说这是为什么?”总理不肯洗了,回到住处派秘书送去200元钱,转告广东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长说:“一定要给群众修建洗温泉的地方,这点钱是我和邓大姐一点心意,表示一下我们对筹措经费的态度。”
管理局的同志觉得这笔钱不好收,不好作帐,又派人送还总理,说:“总理的心意我们全明白了,一定努力为老百姓办事,这200元钱还是请总理收回。”
总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书送那200元给生活管理局,并且转告他们:“下次我还要来检查,看看到底修了没修,是不是真为老百姓办事了。”
王局长掉泪了,说:“总理这么关心人民群众,叫我很惭愧。我们再修不好,对不起群众也对不起总理啊……”
像许多用脑过度的人一样,总理入睡困难。无论住西花厅还是外出住旅馆、宾馆,他基本都离不开安眠药。
毛泽东睡觉难,为了入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药,用药量比较大。周恩来睡觉难,却不敢多用药,怕吃多了醒不来而影响办公。他每次睡觉只服用一次安眠药,服药后如果还睡不着,那就苦不堪言了。因为总理压力大,睡觉时间一般只安排4小时,晚入睡1小时就少睡1小时,到钟点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于入睡的念头;往往是越急于入睡就越难以入睡。痛苦厉害时,也请保健护士作作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也算一种休息吧。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盼过春节。一临近春节,心里总有个盼头,暗暗喜悦。因为辛苦一年的总理,只有春节能充分睡两觉。这两觉可以不存压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来。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总理平时几乎没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时候,都是到钟点就由我们叫醒他。叫不醒就摇醒,摇也摇不醒时,就须两人一架,把总理从床上搀扶起来,“强行”在屋里转几圈,直到把他弄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流泪。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他每天多则睡4小时,少则几天十几天连续工作,然后算个睡眠总帐。根据记录,平均每天睡不够2小时的时候很多很平常。
总理严重缺乏睡眠的情况,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经见到胡主席握住周总理的手不放,充满深情又很不安地劝说:“多睡2小时,你得答应我,以后每天多睡2小时,至少睡够5个小时。”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说:“不行,2个小时确实做不到。折中一下,争取多睡l小时吧。”
从那样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挤出l小时的睡眠时间谈何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总理一般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种是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时,值班秘书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动项目排列好。前面讲过,活动项目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宽裕;一件事误点,就要影响后面一串的活动项目。所以,叫总理起床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晚叫3分钟就可能使一天的活动节奏都受影响,就可能造成手忙脚乱的情况。
总理的睡眠时间大多数是4小时,至于真正入睡的时间够不够4小时,那就说不定了。也许够,也许只睡着了二三小时,干脆没睡着的时候也有。
叫总理起床的那一刻,对总理对值班人员,都是一件痛苦、困难的事情。
一次,我和卫士小高准点来到他的大木床旁,连续轻声呼唤:“总理,总理,到点了……”
我们先是站着叫,然后俯身叫,然后轻轻摇晃他身体叫。他先后三次闪闪眼皮,旋即又合上了,始终没有醒。总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难过地对视一眼:
“怎么办?”
“豁出去挨顿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于是,我们两人眼泪汪汪地退出来,看着手表守在门口。我们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就这么一边看表一边交换目光地拖延了一个小时。我把心一硬,说:“不能再拖了,叫醒吧!”
我们又来到总理的床旁,连续地轻摇轻唤,总理终于醒过来,两手用力搓搓脸,像平日一样,奋力坐起身,马上以快节奏开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时间,脸上陡然变颜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们。我们忙低下头。
“怎么搞的?为什么晚了1小时!”
“总理……”我哽住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发脾气了,把他批评人所习惯使用的两句最严厉的话全用上了。
“总理,你批评吧。”我流下了泪,“我,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唉,”总理叹口气,把严厉的批评转为一种柔和的说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要想到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时间卡在那儿,到点必须叫。你们好心叫我多睡会儿,可工作还是那么多,不干行吗?你们除了打乱我的工作节奏,影响一天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这不是好心帮倒忙吗?我起不来,你们硬把我叫醒,这是对的;不叫醒,就是错误,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每到时间,我们就狠下心来强行把他弄醒。有时叫醒,有时摇醒,好多次都是“残酷”地把他从床上架起来,搀扶着在屋里走,直到他完全醒过来,奋力地振作起来……唉,我们的总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没有什么语言能真正表现出我们总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种被叫醒的情况有所特殊。
进城时,总理就向我们规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干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恩来同志干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1小时。”
片刻,毛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衣,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交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告!”
“是主席叫我过2个小时再叫醒你……”
“这是不允许的2”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2”
从此,我们又吸取一条教训,只要毛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突,水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床边的日日夜夜里,不知流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
行
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