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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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纪，你过来。”总理招呼新调来的战士纪东。指着《四渡赤水之战示意图》问：“四渡赤水的战斗你知道吗？”
“听说过，具体不清楚。”纪东走到桌前看地图。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这次战斗。”总理左手举着放大镜照地图，右手食指在红军行进的线路和标示方向的箭头上移动指点：“我来给你讲讲吧。年轻人要懂一些历史……”
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地点、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形势以及战斗过程和结果。末了放下放大镜，问：“肖华写的《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很精彩的歌词，就是说这次战斗的。你知道吗？”
“是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就是这一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是很难体会出这句歌词有多精彩的。”总理带着回忆与思考的神情，缓缓说：“赤水河战斗，我们甩掉了敌人，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准我们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过来，我们已经赶了几天的路程，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纪东更关心的是他直接为之服务的周恩来：“总理，这些战斗你都直接参加指挥了吧？”
“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总理的这一回答，应该说是谦虚的，又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并不否认自己做了工作，有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同毛泽东的作用区分开，将主要功绩归于毛主席。
还有一次周思来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延安参观。在凤凰山毛主席旧居内，外宾看到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话起当年，周恩来感慨地说了一句：“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毛泽东曾经说林彪不过是个“娃娃”，但从未说过周恩来是个“娃娃”，周恩来是自己说自己是“娃娃”。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这个消息。散会后，许多人等在大会堂南门不走。当总理来到南门准备登车时，大家都围上来，纷纷含泪同总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总理，有您在，这是人民之大幸！”
总理马上纠正：“不能这么讲，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
我当时就感到，民主人土和周恩来讲的话，都反映了一种真实，都有他的道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钦服、坚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谈及这点，我并不否认他作为大政治家的稻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困境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终存在，并能保护下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是中国在毛泽东之后，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和保证。
记得尼克松访华，谈判公报，在北京没最后谈成，总理送尼克松总统去上海，在上海继续谈。具体谈判我们参加不上，但从有关同事的议论中。我们知道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总理以他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谈成了“上海公报”，这一公报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长达20余年的封锁，正如美国人所评价的：“假若没有他，中国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美国官方和公众建立友好关系”，“《上海公报》将仍然是外交措词最好的第一流文件”。
可是，公报拟定后，总理往北京打电话，主席正在睡觉。记得总理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总理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如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总理下决心承担责任，不叫醒毛泽东作决定。
这样做并并非没有先例。当年我跟随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不少事都是总理先做了决定，回来再向主席汇报。
这次也一样，总理先决定了，然后再向主席汇报，还写了书面材料。写汇报时，总理反复措词，好象有什么预感似的，从没见过他那样的费琢磨。
回到北京后，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脸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坐在那里想心事。
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小心翼翼走进他的办公室，把两菜一场摆到他的办公桌上：“总理，8个小时了，你吃点东西吧？”
总理的目光在饭菜上稍触即离、声音有些沙哑：“留下一个汤就行了，其余的晚上再吃吧。”
我从总理的眸子里看到一种压抑和孤独忧伤的黯然神色，心里不由得一酸，莫名其妙地跟着难受起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了，封锁正在被打破，这本该高兴的啊，发生了什么事能使总理这样难过伤心？
我悄悄观察，悄悄打听，从负责会议服务的同志那里听到点消息。中南海里已经开了12天会，批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说总理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我当时就激动地嚷起来：“跟美国建立关系，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总理是在主席领导下做了具体工作……”
“听说是公报没有先向主席汇报……我也讲不清，这事可不敢再乱说啊，到此为止了。”
“总理打了电话，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算了，不说了。”
那时这类事我们都不好多议。总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领导中国人民走他所设计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每一步行动。周恩来那时没有这种条件和可能，他始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做出的每项成绩和贡献都离不开毛泽东；同样，为了能继续工作，继续做出贡献。他就必须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相辅相成。同时，还不得不运用韬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调和缓冲与江青、张春桥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总理同江青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的斗争方式，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来该怎么干继续怎么干。
延安时期，江青就喜欢找周恩来，特别是和毛泽东发生争吵时，总要去找周恩来“诉苦”，靠周恩来调和她的家庭矛盾。她有了什么学习心得，工作上有什么想法或计划，遇有什么困难，也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喜欢向周恩来汇报并取得帮助。因为周恩来的温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稳健和机敏是全党公认的，他是大家诉说心曲求得帮助和慰藉的最好对象。
那时党内的风气也正，阿谀奉承或打击报复都会受到鄙视和谴责，所以江青也还没有什么过分的恶劣表现。她在广州为她的居所换地毯换窗帘，当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给中央写信。对此提出批评时，她也不敢说什么，还得表示接受批评。
这个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把江青当回事来对待。偶尔江青要求坐专列等超标准待遇，或劝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适当照顾一下”，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50年代初，总理的秘书韦明曾与江青发生矛盾，总理的态度就说明了这时期与江青无足轻重的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次总理累病了。大家想了个主意，找来一部娱乐片子请总理“审查”，借以达到让总理休息的目的。
刚开映不久，屋外电话铃响起来，韦明年轻腿快，有朝气，就跑出去接。话筒那边传来江青的声音：“我是江青，请总理听电话。”
韦明怔了一下。总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
“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韦明婉言说：“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是毛泽东的秘书，韦明是周恩来的秘书，秘书对秘书讲话，这样讲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江青同时又是毛泽东的夫人，韦明很客气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变得不够客气了，于是声音里也带了点火气：“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韦明和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热情、锐气、冲动，不大在乎什么职务身分，随口便顶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韦明一声不吭，昧啦，挂了电话。刚要进屋去看电影，铃声又响起来。他皱皱眉，也怕误正事，返身重新拿起电话筒。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江青大声责问。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毕竟怕误了正事，接着又放缓声音解释：“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问总理身体怎么样，干什么呢，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被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说了。你等着。”
韦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进屋报告了总理，总理马上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足足打了快一小时，江青就像现在某些喜欢电话聊天的社会女青年似地，罗哩罗嗦讲个没完。也就是碰到了总理这样的好性子，能耐心听她罗嗦，要是换了邓小平，不过一分钟肯定就把电话挂断。
事后我问总理：“她这个人烦不烦呀？”
总理无所谓地微微一笑：“她看了个剧本，跟我谈读后感呢。”
过了没多久，有次李富春来西花厅开会，江青又来了电话，恰好又是韦明接了电话。江青要问一声李富春，敲定与那位电影剧本的作者谈话的时间、地点。韦明问过李富春，给江青回了电话：“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办公室里谈。”
“你记录一下参加谈话的人员名单，回头再向富春同志报一下……”江青一口气点了20多个人。韦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声：“哎呀，20多个人了，富春同志的办公室坐不下吧？”
江青和许多心眼小的女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听不出好坏意思、她硬梆梆又甩过来一句：“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韦明不高兴了，冷冷一声：“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韦明真火了，确实少见这种好坏不分的人，“我是不该管，这个电话我都不该接！我不是你的秘书，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书，有事你就直接找李富春同志吧！”说完，不等江青有所反应，韦明便挂断了电话。
江青气坏了，给总理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状信，给韦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还有条“媚上压下”。总理看过这封信，也没当什么事，还叫韦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韦明边看边发牢骚：“说我媚上压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总理只轻描淡写说一句：“压她也不对么，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那时的政治空气和同志关系还是比较健康的。两天后，韦明在周末舞会上碰到江青，江青也没有再使性子，反而热情地邀请：“韦明，咱俩跳一场吧！”
周恩来终于把江青当个人物来对待，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把江青当个人物来使用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与张春桥等人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之后。记得1966年底，毛泽东召集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