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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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一处大理石楼梯的上部，俯视楼下几百名欢呼雀跃的瑞典大学生。这些学生挥舞着红旗和火炬，为得奖者演唱了一首歌曲。随后，根据惯例，应由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向他们讲几句鼓励的话。鲍林被奖主们推选为代表发言，所有的瑞典报纸都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说：
　　“作为老一代人中的一员，也许我应当向你们作一点训示，但我不想这样做，”他向在场听众高声说道。“我倒向你们提一条建议，就是你们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的前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向你们讲话的时候，应当抱着尊敬的态度认真地听——但别相信他，除了相信你自己的智力以外，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事。你们的长者，不管他的头发是否已经灰白，是否已经脱落，不管他是不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有可能出错……因此，你们应当永远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永远需要独立思考。”
　　这番话使在场学生颇感意外和欣喜，大家尽情地欢呼起来了。
　　第二天，门日，星期六，鲍林作了一次诺贝尔讲演。他全面回顾了自己所做的工作，特别将重点放在共振这个问题上。在这篇讲演中，他颇为自信地谈到了价键的概念。那时，这一概念受到了日益尖锐的攻击。他还利用诺贝尔奖印证自己研究化学的方法是正确的。
　　晚上，国王和王后在皇宫举行正式宴会招待来宾，这也是诺贝尔奖庆典活动最后一场盛大的仪式。鲍林身穿黑色的晚会礼服，伟岸潇洒，手挽着瑞典公主玛格丽莎，款款步入宴会大厅。爱娃·海伦则在瑞典首相的陪同下喜气洋洋地在国王左侧就坐。她春风满面，一身朴实的社会主义派装束，庄重大方。“我与首相谈论政治——还与国王一起在花园里浇花，”她在那晚的日记中写道。“真有意思。”
　　最后，鲍林与获得医学奖的三个美国人一道，出席了美国大使馆专门为他们举办的一次庆祝晚会——鲍林心想，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也许美国政府打算将他作为一位值得尊重的公民看待了。
　　晚会结束后，使馆参赞电告华盛顿称，鲍林之行并未发生任何意外。“斯德哥尔摩报界刊发了有关他的大量报道，不但是因为他独具爽朗迷人的个人魅力，而且也因为他的一家是摄影新闻的上佳题材，”这位参赞写道，最后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流露在宇里行间。“无论是在到达之后立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是在宴会上的讲演里，……鲍林教授都没有说任何可以挑剔的话。”
　　鲍林的言行不但无懈可击，而且在新的层次上为美国赢得了尊敬。部分原因在于，他终究还是得到批准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证明了个人成就可以驱散冷战造成的紧张气氛。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个人显示出来的洒脱和热情。“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像这位谦逊、随和、见多识广的著名科学家那样，清楚地知道怎样让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一家欧洲报纸这样报道。这家报纸还将这次诺贝尔奖庆典称作为“一次‘节日演出’，虽然‘主角’海明威未登台亮相，但毕竟还是出现了一颗‘明星’，他就是来自帕萨迪纳的这位为人谦恭的教授。”
　　全球各地都有人向鲍林表达了同样的友好情感。鲍林和爱娃带着全家，在瑞典和挪威旅游观光了两个星期。随后，他们乘飞机到以色列待了两个星期，走访了当地的几所大学，与海法和耶路撒冷的学者交谈。他们的圣诞节是在伯利恒度过的，不过这次经历对鲍林的无神论思想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在此之后，他们又飞赴印度，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星期。这一拖了那么长时间才得以成行的访问，成了一家人旅行的又一个高潮。他们作为印度政府的客人，拜访了这个国家主要的几所大学和实验室，从新德里到加尔各学，又到阿拉哈巴德，参观了泰姬陵，游玩了阿赞坦的洞穴和本那雷斯的神庙。
　　在巴罗达，鲍林出席了印度科学大会。会上，他淋漓尽致地施展了科学外交的技巧，与俄国和中国科学家的大型代表团会面，接受了许多诸如矿石和设备那样的礼物。作为美国人代表，只有他和另外几个自费的美国佬与会。鲍林是被邀请作大会报告的唯一美国人。他在报告中论述了血红蛋白和镰状细胞贫血症的有关结果。最后，他谈到了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他首先说明了维护和平的必要性，提醒来自各国的听众说，并不像习惯于用俄国式思路考虑问题的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在研究原子弹和氢弹，事实上，他们许多人在研究诸如镰状细胞贫血症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地球上所有人的和平发展和福利。然后，他话锋一转，矛头隐指共产主义国家阵营的代表，说明美国科学家能够自由地进行研究工作，他们是非常幸运的。
　　鲍林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后来，一位印度科学家告诉来自美国的一位朋友说：“贵国的鲍林博士今晚所做的事情，比你们的国务院发表的全部官方文件，都更加有力地驳斥了这样的观点，即美国人都是国际战争的贩子。”
　　鲍林还和尼赫鲁一起共进晚餐，两个人就政治、核弹、和平等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鲍林的心目中，尼赫鲁是一位超凡脱俗、风度优雅的伟人，具有“敏锐的睿智、卓越的判断和绝对的真诚……在我看来，尼赫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鲍林还去曼谷停留了几天，然后在2月飞抵日本。在那里，人们知道鲍林的名字，不但是因为他所做的科学研究，而且是因为他在反对核武器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他受到了大批人群的围观和欢迎。在东京和京都，他的讲演吸引了大批听众，以至有成百上千的人被驱散——仍然有两次因许多人强行进入会场而造成了破坏性后果。鲍林一家人，远离了城市的喧闹，有机会参观了佛教寺庙，在雪地里长时间徒步，访问了大学和工厂，尝试日本式沐浴的方法，在海滨一家私人寓所享受几天安谧温馨的生活。鲍林开始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兴趣。此时的日本仍然是颇为贫困的，几所大学根本就不能与美国的大学相比。鲍林看到，那里的老百姓普遍支持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和贸易的交往，鲍林对此是深有感触的。
　　他还听到了许多关于放射性尘埃的传言。“好运龙号”船员仍然待在医院的观察室里。日本科学家分析了比基尼岛爆炸试验后落到地面上的放射性物质，发现其中有一些放射性同位素。有人说到，这次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含量高得出奇，不可能只是普通核弹爆炸的结果，爆炸的强大威力使放射性尘埃扩散到同温层，因而这种尘埃可以散落到很远的地方。放射性含量高也与其放射性物质的本质有关。看来，这也许涉及到原子裂变和聚变结合起来的一种新方式。鲍林用心地听着这些话。
　　只有一件事使他这次出访蒙上了阴影。日本化学家水岛教授，天皇次子吉的皇室老师，他曾出面安排鲍林作几次讲座。借助于自己与天皇家族的联系，他被授权安排鲍林觐见日本天皇，条件是首先要通过官方渠道得到美国方面的同意。这是一项非常崇高的荣誉。水岛立即致函美国大使馆，请求给予指导。这一要求逐级转到华盛顿，最后落到了安全首脑麦克劳德的办公桌上。“本局的意见是，对于鲍林这样背景的一个人，让国务院来考虑到底是禁止还是提供其方便，使他有特权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会见各国元首，这是荒唐可笑的，”麦克劳德回答说。这样，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拒绝在这一问题上合作，鲍林觐见天皇的事也就泡汤了。
　　不过，相对来说，这毕竟是一件小事。鲍林经过将近五个月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最后飞回帕萨迪纳，他这个人总算有了一点细微的变化。从得知获奖消息时开始，一直到4月份回到家，他始终浸泡在受勋、盛宴、掌声和欢呼的热浪中。他曾与多位国王和首相一道进餐，前后向热情洋溢的听众作了五十多次讲演。
　　此外，他还了解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世界关心的问题。一旦走出美国，他看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注视着核试验时显现出忧郁的神色，看到了放射性尘埃给人们带来莫大的焦虑，看到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引起人们普遍的担心，看到了自己的想法在世界各地得到许多人的共鸣。他回到了国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回到了国内，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19　放射性尘埃（一）
　　铀弹
　　诺贝尔奖能够改变科学家。对于有些人来说，奖章是一个标志，表明他们已不是昨天的无名小卒，一夜之间已经成了国际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得奖证书代表着一种通行证，他们将进入新的领域去闯荡。当然，对于几乎所有的奖主，得奖意味着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从此开始，成果将不断减少，研究的中心也逐渐模糊。
　　鲍林对名声已经习以为常了。回国以后，面对堆积如山的信函，大把大把的请帖，新闻媒体争先恐后的采访，他丝毫也没有产生飘飘然的感觉。当然，这次得奖确实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已为世人公认，登上了科学成就的顶峰，因而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学术地位。有了三万五千美元的奖金，他也不必再在经济上求人了。
　　这样，他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再一次投身于政治活动的天地。他以前曾经迫使自己在政治上沉默，一方面是因为不想丢掉自己的饭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杜布里奇劝说过他，说他的活动对加州理工学院不利。现在，鲍林心里想，倚仗诺贝尔奖的崇高声誉，他再也用不到有这方面的思想顾虑了，加州理工学院不至于要解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吧。几个月来慷慨地向他献出的赞语和颂辞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旧的伤口已逐渐愈合。不管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他所在的学校可以再次因他而感到自豪了。
　　比基尼岛的核试验，还有奥本海默的案子，促使鲍林又重新回到社会行动主义的轨道。诺贝尔奖使他有可能全心全意地走这一道路。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反对核武器的政治活动在鲍林的思想和行动中将会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正如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所说的那样，“在一段时间里，他与科学已不沾边了。”
　　鲍林一回到加州，重点就开始转移。他在电台和电视台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这次周游世界后，他开始真正相信，再也不会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都热爱和平，氢弹使战争成了不可想象的事。鲍林写道，现在的危险并不是战争，而是由核武器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不顾后果地促使人类素质不断下降呢？”他这样问道。与此同时，他着重指出，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导致发病率上升和畸形儿童数增加。“为了限制或根本禁止一切原子武器的试验，进行国际谈判极为重要。是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他坚信自己的声明是合情合理的。他曾读过有关的资料，非常清楚放射性的危害性；他曾与遗传学家交谈，并且与日本科学家交换过意见。对各种动植物进行的试验已经证实，基因会受到放射性的破坏，而且还有一些初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