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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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施韦策开始邀请鲍林到他的住所作私下的交谈，每晚一小时左右。他们用德语谈论了核试验。消除放射性尘埃的必要性。放射性对健康的影响、世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就像爱因斯坦一样，施韦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鲍林说，“我还记得，我们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然而，在其他方面，鲍林夫妇就感到不那么愉快了。爱娃始终没有受到邀请进入施韦策住所，她只能在饭桌上有机会与他搭讪几句。“在这一点上，他比爱因斯坦要守旧得多，”鲍林评论道。施韦策对待病人的态度也是令人失望的。“很清楚，他并不认为这些人员与他是平等的，”鲍林说。“他几乎没有做什么事使他们受到较好的教育，也没有设法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一直到后来，他们才比较清楚，施韦策的医疗态度是怎样在非洲文化背景下形成并与之适应的。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感到很失望。这位白人奇才并不是圣贤，看上去倒更像是一个种族隔离主义者，他自命不凡，只是向少数几个欧洲员工喋喋不休地谈论一些晦涩难懂的宗教课题。如果说，鲍林想要找到一位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父亲式人物的话，那么施韦策显然不够格。
他和爱娃又从非洲直接赴广岛，去参加第五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会上，鲍林作了主题发言，题目是：“我们的选择：在原子弹下死亡，还是要世界法律”。鲍林利用自己在世界上不断提高的威望，倡议发表一篇简短的声明，概括介绍大会关心的问题，以易于公众的了解。
但是，他这种牌号的科学和平主义并没有得到每一个人的响应。广岛呼吁书第一稿是由鲍林起草的，在大会上宣读时，听众中的左翼分子大喊大叫地起哄，认为它口气太软了。接着就发生了长时间七嘴八舌的争论。有些人要求在文件中加进一些更加尖锐的词句，也有一些人赞成鲍林这种以理服人的做法。在大会进行过程中，英国核裁军运动的激进派代表曾一度走出会场以表示不满。鲍林根本未料到会出现这么闹闹吵吵的场面，不过，他还是帮助找到了一种折衷的做法，这反映在最后拟定的呼吁书中——其中包括：点名谴责美日安全条约，反对日本装置核弹头，等等——呼书得到一致的通过。‘哦们都非常满意这次会议的结果，“鲍林在随后写给罗素的信中这样说。
正如杜布里奇所说的那样，鲍林几乎完全忘了科学研究的事。在这之前的两年里，他所作的唯一重要的新研究就是回答有关放射性尘埃的争论中提出的问题：两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论述了碳14和锶90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另一篇不寻常的文章介绍了长寿与肥胖之间的关系——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击特勒关于放射性尘埃与身体超重一盎司的危害性相同的结论。其余的文章全是以前工作的小结、书评，还有为左派刊物撰写的大量科普性文字，主要是说明核试验的危害性。
随着华盛顿当局态度的改变，主流报刊终于开始刊登赞成禁试的文章了。8月下半月，《星期六晚邮》发表了一篇专门的报道，它由两部分组成，标题为“放射性尘埃：无形的杀手”。这是第一次由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正式肯定鲍林和其他反对核试验的科学家所持的主张，尽管此文仍然认为鲍林的数字大悲观，并且引述了一些评论家的话称，鲍林对危害的估计比有关的证据来得高。不过，一系列报道得到了共同的结论：放射性尘埃具有危险性，应当停止核试验。鲍林本人至少也能把自己源源不断地向通俗报刊编辑寄去的信件，还有一些较长的文章，见诸于文字，发表在具有自由思想的报刊上。
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希望把禁试运动持续进行下去。1959年秋天，他和爱娃先后访问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到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他向和平团体发表了数十次演说。此时，除了他的讲话外，人们也可以经常听到爱娃的声音了。她开始单独发表自己的演说，起先是因为鲍林演说的日程实在排不过来，只好由她去代劳，后来她本人也收到日益增多的邀请，主要是一些妇女团体要她去讲话。例如，其中就有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联盟，这是亚当斯①在1915年创办的一个和平主义组织。到了1959年，爱娃演说的次数几乎与她丈夫演说的次数不相上下了，单单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期间，她就发表了三十多次讲话。她非常高兴地看到，自己已经成为少数几位公开论述政治问题的妇女之一，而且她还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①亚当斯（Jane Addams，1860—1935），美国女社会改良家，和平主义者，曾参与制定第一个青少年法庭法和妇女8小时工作制等，1915年担任海牙国际妇女大会主席，与另一位美国人同获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
两个人的日程有时候是由一些作为发起者的团体负责安排的，其中有一个团体名为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该会曾为两个人的一系列讲话巧妙地制定了一揽子计划。但是，有时却非常紧张，有好几次，两人发现彼此的日程有冲突，爱娃要到一个地方去讲演，而鲍林却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赶场子。两个人有时就只能在汽车旅馆里、火车上或者赴约途中的汽车后座上见见面。有一次，他们飞到了纽约，鲍林在卡内基大厅举行的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的大型集会上，作了主题性发言。他们又驱车前往好莱坞，出席电影《海滩上》的全明星首映式，接下来又到格罗曼的中国戏院参加一次在强烈的弧光灯下召开的午夜记者招待会。会上，鲍林和英国小说家赫胥黎①及另外十位被媒介称为“杰出思想家”的人在一起，讨论了有关裁军的问题。
①赫肯黎（Aldous Huxley，1894—1963），美籍英国作家，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之孙，写有诗歌、小说、剧本、文艺评论等。所写小说被称为“概念小说”，代表作有《勇敢的新世界》、《针锋相对》等，1937年移居美国，以后的作品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悬崖
1959年秋天，日内瓦禁试谈判已开始破裂。罪魁祸首是特勒——至少在鲍林和另外一些观察家的心目中是这样认为的。似乎在万事顺利的时候，马上就要签订一项全面禁止在空中、海洋和地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了，这位氢弹之父公开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情况：核试验可以在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中进行而不被人发现。根据一位名叫阿尔伯特·拉特的学者提出的理论，可以用适当大小的洞穴来隐瞒不同能级的爆炸，如用地震仪来测定这种方式的核试验，其难度则要提高三百倍。媒体将这种理论称为“大洞论”。由于特勒的支持，大洞论受到高度的重视。后来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理论上行得通，尽管要挖掘如此巨大的洞穴来隐瞒地下核试验，费用极昂贵，因而是不大现实的——特勒又将它大吹特吹了一番，进一步谈判遇到了严重的障碍，核查有没有违反禁止核试验条约，一直是非常敏感的问题。而特勒又火上浇油，强调大洞论为苏联人提供了回避核查和检测的一条新途径。要将一整套地震仪安装成万无一失的系统，所需的花费将是一个天文数。在委派西方核查员人数和允许在他们国土上建立地震观测站的数目问题上，苏联人已经死磨硬缠了很久，现在再要求大量增加，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的。
禁试谈判一旦脱离了轨道，也就停步不前了。俄国人和美国人正在起劲地争论时，生效了一年的暂停试验期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尽管各方都同意将禁试期再延长两个月，谈判也在时断时续地进行，但这额外的时间解决不了大问题。1959年年底，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自愿地暂停试验期已经结束了。
对鲍林来说，这是令人懊丧的新年。1月中旬将重开日内瓦谈判，但其基础已发生动摇；特勒的大洞论已经使全面禁试的谈判走入了死胡同。由于核查地下核试验有困难，1960年的议题将转向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仍可算作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地下试验释放的放射性尘埃很少，甚至可以做到一点也没有——但终究还允许继续核试验。对于鲍林和其他主张禁试的人来说，原本可望马上达到全面禁试的目的，但在最终关头泡了汤，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年末，鲍林个人也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理查德·李普曼离开了人间。最近几年里——鲍林将他雇为助研员，让他负责精神病项目的研究，也算是帮了这位被列入黑名单的年轻人一个忙——两个人关系愈来愈密切，政治上休戚与共，科研上也齐心协力。1959年，李普曼成了劳尔德·杰夫勒斯十年前去世以后鲍林最后的朋友。他在圣诞节突然亡故，时年仅47岁，这对鲍林是一重大损失。当然，他像往常一样，没有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禁试谈判发生逆转，友人英年早逝，鲍林在这双重打击下，感到很伤心，思想上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苦闷状态。1960年1月，他和爱娃两个人退避到他们的大苏尔牧场。这一次度假，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他冥思苦想，独自一人待在厨房餐桌旁，靠近那具大木灶；有时则单身踯躅于通向海滨的小道上。
13日，星期六清晨，鲍林对爱娃说，他想要出外散散步，以便检查一下四周的篱笆。爱娃目望着他大步流星地奔向小山坡。这些小山坐落在小屋南面的海边上。中午时分他还没有回来吃中饭，爱娃开始担心起来了，但仍估摸着他大概忘记时间了。到了傍晚6点钟，仍不见人影，爱娃的心收得更紧了，天渐渐黑了下来，却听不到鲍林回答她的呼喊；她想，他一定在什么地方滑下了山坡，受了伤，也许跌人了大海。屋子里又没有电话，只好心急慌忙地开车赶到当地护林员办公处——这是能与外界取得联系最近的地方——向他们报告了丈夫失踪的事。
不到一个小时，一小群人在山坡上一字儿排开，开始了搜寻。他们用手电照明，抄近路赶到陡峭的山崖上。一直到半夜，仍不见鲍林的踪影，只好暂停这次事关重大的搜索。第二天黎明，更大规模的搜寻又开始了，并且召来了直升机。有几名记者听说正在搜寻成为争议中心的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也从旧金山赶来。几个小时过去了，仍未找到鲍林的踪迹，护林员谈论着要到崖底岩石间搜寻。被一位性急的记者无意中听到了，他马上打电话谎称已在悬崖下看到了鲍林的身体，估计已死亡。这一消息至少在旧金山的一家电台里广播了出去；有人听到了这一条消息，马上告诉了琳达和克莱林，说他们的父亲已在事故中丧生。
鲍林在黑暗中听到了搜寻者发出的声音，并且大声地向他们叫喊，但风声将他的喊声吹向了大海的一边。他试图向他们移动，但在挪动身体时，周围有更多松动的碎石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