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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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驴捶ú豢伞Ｃ拦＞呒豆僭庇�1941年7月24日在伦敦的一次英美防务会议上“声称不论保住中东的阵地有些什么好处，问题在于这些好处究竟有多大，是否值得我们投入庞大的海运和海军护航力量”；但是就在此时，已在计划打通经过波斯的路线，作为西方强国向苏联运送补给品的一条困难最少的通路。这条路线一经定妥之后，美国就拨出了运输力量和租借法基金使之发展畅通；1942年7月，最后决定把轴心国军队驱出北非，作为美英在欧洲联合进攻的第一阶段。
鉴于战争初起的年月里，英国在中东的处境朝不保夕，因而同这个地区的各国政府和人民，首先是温和的泛阿拉伯运动保持最大限度的和睦合作，借以撙节它的有限资源，乃是当务之急。在埃及，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英国在那里驻有重兵；1941年，伊拉克的极端分子既经挫败，温和派已重新上台，那里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可是，在近东国家和巴勒斯坦就不单纯是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害冲突问题了，不论是在近东国家还是在巴勒斯坦，英阿双方都只是构成“三方面的问题”中的两个方面，还有分别由自由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构成的第三方面。不待赘言，英国与阿拉伯人的谅解为战争部署所必需，因而必须比充分满足自由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更居优先地位。偏袒自由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的人们责斥此项政策既伤天害理，又急功近利；但是“冥顽不灵，因为是自己的意见而固执坚持乃是异端邪说的特点”。卷入不道德的战争勾当的各国政府都为“事实的规律”所控制，都没有多少纵横掸阖的自由，它们的唯一选择往往只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者。那些批评和谴责英国政策的人们，都该想一想，他们可能另行提出来的任何政策会有何等样的后果，然后再来表明这些后果不会象对负责官方政策的人士所担心的那么严重；批评家们总是做不到这一点，半是由于他们缺少官方人员所能拥有的充分情报，半是由于他们存心无视彰明较著的事实。英国的政策是听命于铁一般的必要性行事的。其他办法必将使温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同我们疏远，危及中东的安全，而在1940年到1943年期间，这里始终是全局安危所系的战区；至于自由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我们疏远却无损于战争部署，因为他们究竟还处于不能不和我们同舟共济的地位。
英国政府于1939年7月28日任命韦维尔为总司令，从而把他们在中东地区的战略计划和战略协调工作集中起来；但是类似的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的就地协调工作却被延误了近两年之久，到了这个时候，韦维尔肩负的重任，千头万绪，并且又都和政治经济事务密切相关，确实已不是他力所能及。丘吉尔承认：“他手下的作战机构，力量过于薄弱，使他难以应付四五个同时进行的战役加在他身上的一大堆事务”，霍普金森先生在他为本书撰写的一章中对此有所补充：
很显然暴露出两大问题。……第一，中东总司令……应尽可能减轻他的行政管理方面的负担，特别是补给问题。第二，政治和军事已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整个中东问题时需要某种协调的因素。
结果是在1941年6月29日任命了一位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并设立了中东补给中心。而在将近一年以前，丘吉尔在“不列颠之战”期间作出果敢的决定，派兵增援中东，使之成为主要战场之际，竟没有任命一位大臣，这是一件憾事。如果1941年德国人对中东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英国的资源无论如何也不足以用来进行抵挡，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英国早日在开罗派驻一位国务大臣，至少可以保证与伦敦保持更有效的联络，胜过艾登在1940年底和1941年初先后访问开罗，而且常驻大臣的意见也许多少可以有助于设法避免1941年春天受命于伦敦把资源和力量分散的做法，那种做法是危险的，看来是英国战时中东政策中最严重的错误。
其他在细节上的错误无疑是有的，虽然对于许多问题都还没有发表过官方的说明，同那些比较不负责任的批评进行抗辩。犹太复国主义和自由法国的要求何以会从属于一项安抚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政策，其原因已如上述，抱不满情绪的有关各方指责英国官方政策无理偏爱阿拉伯人，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若说有一些英国文武官员——一般不是位居显要的——或者出于感情用事，或者出于利己主义而对阿拉伯人关心，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批评英国的人对于有人也如此对待犹太复国主义和法国，却不置一辞。有人揣度，阿拉伯统一运动和阿拉伯联盟都是英国人搞的花样，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英国的政策只限于顺应政治上活跃的阿拉伯人的趋势，并设法使他们对较为过度的激情有所节制，仅此而已。艾登在1941年5月29日的著名的声明中，表示同情阿拉伯的统一，继而又保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他的首要企图是为了在当时千钧一发的战略形势下安抚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默认由于一年以前未能对他们作出某种让步，才给了伊拉克的极端分子可乘之机。英国的某些有关方面（虽然也不是最富有经验的方面）或许还存过这样的希望，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同情之心，加上英国人对1943年和1945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又给予不可缺少的支持，阿拉伯联盟在战后定会支持英国的政策作为报答；因为，飞机航程的日益增大虽使英国不再象过去那样迫切需要占有中东基地，以维护其帝国交通线，但是这个区域拥有全世界业经查明的石油蕴藏的百分之四十二，这一发现又终将使它保持战后世界战略中心之一的地位。然而，这一批乐天派却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的欲壑难填；没有认识到那些阿拉伯温和派尽管珍惜同英国人的关系，也重视英国人的支持，可就是无力抵挡不负责任的报纸和街头的势力；而且他们怎么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前前后后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承担的种种义务都会象一张张空头支票那样由签发者自食其果。
第五章 美国
马耳他岛距离纽约为地球圆周的四分之一，马斯喀特与旧金山之间的距离则足有半个地球。美国在中东历时较久的利益，即它的教育与传教设施，两者均非政治性质，它新近在波斯湾地区取得的石油特许权，在大战爆发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美国政府在此阶段甘愿让英国在这个地区的政治中执牛耳，虽然美国驻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两位公使分别在1941年4…5月以及1943年11月的政治危机中都曾立过大功。
美国空军自1942年夏天起就一直在中东作战，然而它在这一战区的主要战略作用还在于非它莫属的补给工作。1941年，它开始运来了租借物资的供应。
1942年底，它接管了经过波斯通往苏联的补给路线，并作了很大的扩充。它在中东补给中心的活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要是没有它的出口物资和海运，这个地区的民间经济势必陷于混乱。美中不足的是，轴心国的军队一经被逐出北非之后，“经济人”的念头就开始从打赢这场战争转到争夺战后市场上去了。美国向往中东对它的出口“门户开放”，英国则希望把中东补给中心的区域计划工作延续到战后时期，这就发生了冲突，英镑区遂被猜疑为限制美国竞争的人为的手段。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形一样，西半球对石油资源的巨大需求在美国造成了过分的担心。英国在波斯享有开采特许权的大量蕴藏，令人垂涎三尺，它还为此蒙受了囤积居奇的恶名；根据美国政府自己提出的要求，英国为弥补伊本·沙特预算中的赤字挑着较重的担子，美国石油界的某些人士却为此而产生了毫无根据的猜疑，担心英国会窃取他们手中的无比宝贵的阿拉伯特许权。1944年，在当地发生的双方人员之间的冲突导致了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之间的外交争执，两国各自调换了驻吉达的公使。
到了1943年，罗斯福显然采取了一条独具一格的“反帝”路线，对年轻的民族主义统治者，如摩洛哥的素丹和波斯国王穆罕默德·礼萨所提出的要求，说他们的国家应该摆脱“帝国主义的”条约和特许权，战后应借助美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援进行开发等等，他都欣然倾听。美国政府虽然尚未感到有必要发展一项连贯一致的中东政策，美国的工商业者此时却已对这个地区尚未开发的经济资源垂涎欲滴，因此总统“反帝”兴趣的实质，也许未必如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大公无私。不知个中奥秘的观察者未能洞悉的一点是，事实上，大战期间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已有巨大的发展，所以当时它不得不破题儿第一遭组织一个中东专家班子，此中人选起初大半是从它在那里的教育机构的人员中物色的佼佼者。但是，英美之间的和谐一致，在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支持下，延伸到了巴勒斯坦问题，他们两人都想借重伊本·沙特来扭转局面，排难解纷，无奈未能实现。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1944年总统选举中的一个因素，是由于美国的五百万犹太人（其中约有半数住在纽约州）对于党务主管人有重大关系。然而，罗斯福的政治练达，国务院和陆军部的勉力从事，使此事得免成为战时的一件美英争端；但是他们也只能拖延一些时日，等到一个许了重愿的工党政府在英国上台和杜鲁门政府草率进行干预（至少英国人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本来已属棘手的“三方面的问题”变成了马克斯三兄弟的惊险万状的场面在现实世界的无情搬演。
第六章 苏 联
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及其斯大林派的代表人物对公众舆论所表现的寡廉鲜耻、鄙薄侮慢——作为党的工具，那自当别论——造成了苏联政策的反复无常，除东方专制政体外，在当今这个时代是无与伦比的。苏联在中东策划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未能在两次大战之间把英法从它们的委任统治地和它们有利害关系的地方撵走，从1935年以后即被搁在一边，默无声息地让位给“反希特勒的民主阵线”了。《消息报》对1939年5月12日的英土协定曾表示欢迎，说它是一个有利于和平的因素；但是在克里姆林宫作出决定，认为德国比西方强国更值得结盟，并随即把西方强国一下子挪到它的相对主义判断中的下风地位之后，苏联政府便力阻土耳其同英法结盟，还要设法把英法的舰队拒于黑海之外。苏联向德国提供石油，又转而促使英法两国在1940年初考虑使用飞机越过土耳其和波斯领土轰炸高加索油田。莫洛托夫在1940年底同轴心国家的会谈中坚决主张控制黑海海峡，说它是“英国进攻苏联的历史通道”，还坚决主张“朝着波斯湾的总方向”扩展苏联势力。在苏联政策倾向纳粹的这一阶段中，它还谋求同两个人，即埃及的阿里·马希尔和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重建外交关系，两人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首领，反对他们本国在战时实现同英国结盟。
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以后，俄国亟需美国和英国的大量物质支援，而波斯湾各港口通向内地的公路和铁路则是向俄国运送物资最少困难的通道。因此而有英苏联合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