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百惠自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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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因为母亲愿意相信当父亲的对女儿的爱情，也许就是想以此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情。但是最后，他辜负了母亲的信任。象这样一个人，对于法律上承认的家庭，却是如期交付生活费的。他甚至还筹措了几十万元作为自己儿子的结婚费用。
“我怎么都行，可是不许你对孩子不一视同仁。”
母亲说，就在那时她第一次想到该和父亲分手了。她一方面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事实铭刻于心，另一方面又好象有点惋惜着什么，慢慢地、在我看来拖得令人不耐烦地同那人断绝了关系。
我快要上中学的那年春天，很少这么早回到家来的他拦住我，对我说：“我以为你上了中学，就谈论男朋友呀什么的，只要和男的挎着胳膊在一起走一走，看我不揍扁了你！”
那口气严厉极了。
那时，他的目光不是父亲看女儿的目光，不是把女儿当作女儿，而是象看自己占有的女人那种动物的目光。对亲生女儿的那种猥亵的目光，把我和这个父亲隔绝了。
我想，我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讨厌他的吧。如果以假定、结论、证明的论说方法来说，也许那时就已经对父亲作出了结论，现在只是证明了过去对他的厌恶而已。
我不爱他，也不希求这种爱情。别人或许会说我这个作女儿的太冷漠吧。事实上，真有几个人面对面地这么对我说过。
开始工作后的一年之间，我过着租房单住的生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她们也从横须贺搬到东京。我们在目黑区的某公寓里租了一套房。等到家里的事和学校的事终于都安顿下来的时候，已是入夏以前不久了。一天半夜，我被隔壁房里响起的电话铃吵醒了。我竖起耳朵听着。可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昏暗的房间里的槁扇被拉开了，我看到邻室的荧光灯放着异常的亮光。
——父亲病危。
这突然的消息使我困惑无措，母亲转过身，背朝着我麻俐地穿戴好。
“穿好制服，在家等着！”
她留下这句话就出去了。
母亲走后，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来电话叫我和妹妹，我们照她吩咐穿着制服，揉着惺松的睡眼，赶到足利的医院。
病房气氛是紧张的。
他躺在靠窗的病床上，发出既不象鼾声又不象呻吟声的异样的声音，患脑溢血的人大都是如此病状。护士不断地进进出出，医生坐在他的左侧，而母亲担心地注视着病人，脸色苍白。听着他那象从地底下发出来的呼吸声，我有一种直觉：“啊，这人死不了！”
来这里的路上我曾想：要是看见即将死亡的那个人，自己一定会惊慌失措，女儿如果被置身于一定要为父亲送终的位置上，恐怕会又哭又喊，哀告他可不要死去的吧！
但是，我一步迈进病房以后，脸上连一滴眼泪也没流过，甚至忘记了盼望他别死。我只想，不愿意让站在我身后的妹妹看见他那难看的样子。
看到我始终站着不动，并且也没有跑近前去，同来的一个公司的人说：“你可真无情呵！”
说这话的也是作父亲的人，他是两个儿子的父亲，所一以很自然地就把自己同病床上那人等同起来了吧。然而，我却被“无情”这句当然并非过分的话刺伤了。以后一段时间里，一分析起自己的“无情”，我就感到苦恼。
他不亲切，不坚强，不纯洁，也不勇敢。当然，我不知道他和母亲的来往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的男女间的纠葛；我也不清楚母亲为了什么爱上了他，直到与各种各样的困难作斗争，生下他的孩子来。但是就我来说，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了。
我刚一进入演艺界，他的态度就突然一变。也许，过错不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周围的人就不是好东西，也许是贫困把他变成这样。但是，就凭因为我而引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金钱纠纷，我就不能原谅他。
他利用我在工作上的所属关系，向我所在的单位提出借钱。具体的钱数我不清楚，似乎并不止一次。他从我所在的单位为自己所在的足利娱乐中心拉演员，连该交的钱也不交。他利用父亲的地位，也不经我同意就商议让我转移到另一演出单位的问题，把转移费也私吞了。这一切他都是打着‘山口百惠的父亲“这块招牌干的，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头衔。这期间，他大概也察觉到我们想疏远他吧，便把新闻界人士叫到他住院的病房里来，自己任意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对迄今为止自己所作所为不但毫无反省，却说什么我所在的单位虐待了他的女儿啦，母亲不让女儿见他啦，等等，都是为了炫耀他这个父亲的存在。简直就象把我当作商品一样——我又想起了从他的目光中嗅到兽性味道的那一夭，那是他在我心里投下的一个阴影，与现在投下的又一个阴影重叠在一起，成了我心灵上永远都抹不掉的污痕。也就在那一刹那间，我觉得他和我再也不是什么一般的父女关系了。
同一个时候，他对母亲提出“把百惠的亲权交出来”的法律要求。过去他勉勉强强才对女儿应承了“承认”关系，如今根本没有资格要什么“亲权”！他就这样不考虑我的意志，挑起了父母之间争夺“亲权”的斗争。母亲不分昼夜地为此奔波，她又不能把这个问题托别人解决。我多次听到她疲惫不堪的叹息声。
就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母亲悄悄地走进我的房间，她说，父亲提出几百万元的要求。虽然如此，可她不忍心拿我挣来的钱去了结父母之间的事情。我没等她说完，便急不可待地断然说：“要是用钱能解决的话，几百万、几千万，就是到哪儿借钱，付给他好了！反正，他要的就是钱！”
我虽然也感到，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这样说话不免太粗鲁了，但我实在按捺不住这无处发泄的愤怒。
结果是用金钱切断了血缘关系。
他的存在不是自然消失的，而是我用自己的手切断了同他的关系。对此，我没有丝毫的后悔。
二十岁那年秋天，在大阪的舞台上，我宣布了我所爱的人的名字。于是他的存在再一次由宣传机构大事张扬。他巧妙地利用日本人同情弱者的心理，以争取社会的同情，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容忍的。各家杂志异口同声地诉说他的惨境，使人们感到其中心思想就在于攻击已成名的冷酷的女儿。我坚决不让母亲看刊载那些报道的杂志。但是，母亲还是背着女儿读了。我责怪她，她就象有点对不住似地只说一句“可是……”
登出来的那个人的照片模样很惨，坐在车椅上，由于患病，脸形都改变了。在他全部单色照片后面，故意衬上我的彩色画像，上面还用我的签名作点缀。然而，我看了以后却没有任何感伤。事情还不止于此，他居然还摆出父亲的架子，他说：“那孩子和三浦友和君不会结婚吧，她是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的。”这些话使我怒火中烧。他说我知道自己的地位，又是指什么呢？我想起那天他说的“要是和男的挎着胳膊在一起走，看我不揍扁了你”的吼叫，他那双浑浊的兽性的眼睛，我简直想说：“不许你谈论我所爱的人！”我对于大喊大叫地说自己是病人、穷人、无依无靠、倒霉的原因何在的这个人，我只能感到，他作我的父亲之前就已经是个卑鄙无耻的人。他还居然淌着泪说什么“我希望哪怕收一下我的骨头……”。我恨他。
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把关于生父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那么，如果从最坏处说，你父亲去世了……”
我只是稍许支吾了一下，接着便毫不踌躇地说：“在他活着的时候，绝不想再见到他。恐怕连他的葬礼也不参加。过些年，当我作了母亲，心情平静下来以后，也许去给他扫扫墓，不过这会儿……”
这种心情没有变化。
现在，实在是不想见他。
不久前，我在咖啡馆里即将离席而去的一刹那间，看见桌子上的茶杯，顿觉愕然。只见茶杯底上剩了一小口红茶，这是他的习惯。
“爸爸总是剩下一口，都喝了多好……”
我仿佛又听到母亲嗔怪他的声音。回想起来，我在这家咖啡馆已经接连好几次在茶杯底剩下一口茶，每次我都想起他这种习惯。也许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在那一瞬间，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他的女儿。我觉得杯底残留下来的那一滴液体，就象是他和我之间相通的血缘关系中稀薄的血液似的，我慌忙转移开视线，麻俐地站了起来。
我忽然想到——假如我没有选择歌手这种职业，假如我以极其普通的成绩从学校毕业，是个普通地就业了的女儿……母亲或者他的人生，恐伯还会象过去那样一成不变的吧。尽管母亲不被社会承认是他的妻子，恐怕依然会相信他、在病床前伺候他。撒开各种各样的情况不说，大概总可以保持一个和睦的四人家庭吧。
连结着母亲和他的红线，半道上经我一纺，立刻就纠结在一起，断开了。如果我不选择这个职业，不当歌手呢……我觉得，我的职业至少对于母亲和妹妹是欠了债的。
——楼下回荡着母亲的笑声。
我的舞台演出班子喜欢和母亲一起喝酒，每月来家里聚会一次。大概母亲也很高兴和这些心无芥蒂的组员们在一起喝酒，以致忘记夜已深了而仍然谈笑风生。
母亲从前就常喝一点酒。此时，那么愉快地边笑边喝，在母亲的历史中，一定有我所无法知道的无数种酒味。现在，我想知道，在母亲经历的人生当中，谁都不了解的一点一点变化过来的酒味。
从旅途中给母亲的信妈妈：外面驰过的车辆声使人感到钝重。
今天，米兰好象又回到了冬天，格外寒冷。据说，五月的米兰已经相当热了，所以我带来的替换衣服都是夏装。能御寒的上衣，一件也没有带来，只好在寒风中拍片了。初次来这个城市，只见街上排列着的建筑物全是灰色的，象今天这样的恶劣天气，就更使人感到街市的阴暗。但是，我好象没有在东京的街上感受到的那种冷冰冰的情绪。那些矗立在过于现代化的都市中的雪白色的大厦里，简直难以置信人是以呼吸生存着。然而，我却觉得从这座城市那些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的呼吸正穿过厚厚的墙壁，使整个街道感受到他们的生息。
今天下午，因为有一点时间，我上街去转一转。路上，无意之中、又象是被什么吸引似的走进了一家极为漂亮的咖啡馆。陈列橱里陈列的东西大概是那个店拿手货，可爱的小蛋糕和巧克力摆得满满的。爱吃甜食的我，可不会放过这些。便朝座位走去，打算把空闲的时间都消磨在这里……多么漂亮啊！这是一家很老的店铺，天花板高高的，显得很开阔，桌子摆得很好看，上面铺着淡粉红色的台布，每张桌子上还摆着花，不知是偶然的感觉还是意识上本来如此，觉得这是带着一抹淡淡哀愁的粉红色。一对老夫妇正相约在这里度过午后。那位夫人穿的也是浅粉红色的西装，和店铺里的色调十分协调。她喝着咖啡，心情愉悦，怡然自得。我离开东京才不过五天，不知怎的，却觉得象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您了。
记得十四岁那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去海外旅行，也是到了欧洲。那时候，对啦，是到法兰克福和巴黎绕了一趟，大约转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