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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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脩，脩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徵，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迨乎法制既更，简编犹在，好古者留为文献，故其书阅久而仍存。此又如开元《六典》、政和《五礼》，在当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传本，不足异也。使其作伪，何不全伪六官，而必阙其一，至以千金购之不得哉？且作伪者必剽取旧文，借真者以实其赝，古文《尚书》是也。刘歆宗《左传》，而《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於《周礼》。《仪礼》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载古经七十篇中；《礼记》四十九篇，亦在刘向所录二百十四篇中。
而《仪礼·聘礼》宾行饔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鉶壶鼎瓮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
《礼记·杂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
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考工记》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郑封於宣王时，秦封於孝王时，其非周公之旧典，已无疑义。《南齐书》称：“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奇，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则其为秦以前书亦灼然可知。虽不足以当《冬官》，然百工为九经之一，其工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为大事，存之尚稍见古制。俞庭椿以下，纷纷割裂五官，均无知妄作耳。郑《注》《隋志》作十二卷，贾《疏》文繁，乃析为五十卷，《新、旧唐志》并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玄於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欧阳修集》有《请校正五经札子》，欲删削其书。然纬书不尽可据，亦非尽不可据，在审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窜易古书也。
又好改经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当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后连篇累牍，动称错简，则亦不必苛责於玄矣。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
《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盖宋儒惟朱子深於《礼》，故能知郑、贾之善云。
△《周官新义》·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事迹详《宋史》本传。晁公武《读书志》曰：“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义》，皆本王安石《经说》。“三经”，《书》、《诗》、《周礼》也。”新经《毛诗义》凡二十卷，《尚书义》凡十三卷，今并佚。《周礼新义》本二十二卷，明万历中《重编内阁书目》尚载其名，故朱彝尊《经义考》不敢著其已佚，但注曰“未见”。然外间实无传本，即明以来内阁旧籍，亦实无此书。惟《永乐大典》中所载最夥。盖《内阁书目》据《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即修《永乐大典》所徵之书。其时尚有完帙，故采之最详也。考蔡绦《铁围山丛谈》曰“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时王丞相介甫为之提举。《诗》、《书》盖多出元泽及诸门弟子手，《周礼新义》实丞相亲为之笔削者。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吴氏资多有王丞相文书。於是朝廷悉藏诸秘阁，用是吾得见之。《周礼新义》，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云云，然则《三经义》中惟《周礼》为安石手著矣。安石以《周礼》乱宋，学者类能言之。然《周礼》之不可行於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於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迨其后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丛生，而宋以大坏。其弊亦非真缘《周礼》以致误。罗大经《鹤林玉露》《咏安石放鱼》诗曰：“错认苍姬六典书，中原从此变萧疏。”是犹为安石所绐，未究其假借六艺之本怀也。因是而攻《周礼》，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礼》，是宽其影附之巧谋，而科以迂腐之薄谴矣。故安石怙权植党之罪，万万无可辞。安石解《经》之说，则与所立新法各为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应麟均取其《尚书义》，所谓言各有当也。今观此书，惟训诂多用《字说》，病其牵合。其馀依《经》诠义，如所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者，皆具有发明，无所谓舞文害道之处。故王昭禹、林之奇、王与之、陈友仁等注《周礼》，颇据其说，钦定《周官义疏》亦不废采用。又安可尽以人废耶？安石神宗时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录》，载安石所引《周官》及杨时《龟山集》中所驳平颁兴积一条，其文皆在《地官》中。今《永乐大典》阙《地官》、《夏官》二卷，其说遂不可考。然所佚适属其瑕类，则所存者益不必苛诋矣。安石本未解《考工记》，而《永乐大典》乃备载其说。据晁公武《读书志》，盖郑宗颜辑安石《字说》为之，以补其阙。今亦并录其解，备一家之书焉。
△《周礼详解》·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王昭禹撰。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昭禹，未详何人。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其学皆宗王氏新说。王与之作《周礼订义》，类编姓氏、世次，列於龟山杨时之后，曰字光远，亦不详其爵里。当为徽、钦时人。”今按其书，解“惟王建国”云：“业格于上下谓之王，或而围之谓之国。”解“匪颁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级之曰颁。故匪从匚从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颁从分从页，言自上而颁之下。”解“圃”曰：“园有众甫谓之圃。”解“鲍鱼”曰：“鱼之鲜者包以致之。”解“鱐”曰：“鱼之乾者肃以致之。”解“司徒”云：“於文反后为司，盖后从一从厂从口，则所以出命，司反之则守令而已。从一则所以一众，司反之则分众以治之而已。从厂则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则以君之爵为执事之法而已。”其附会穿凿，皆遵王氏《字说》。盖当时《三经新义》列在学官，功令所悬，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发明义旨，则有不尽同於王氏之学者。如解《泉府》“以国服为之息”云：“各以其所服国事贾物为息。若农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衰，不能为民正田制地，税敛无度，又从而贷之，则凶年饥岁无以为偿矣。下无以偿，上之人又必责之，则称贷之法，岂特无补於民哉？求以国服为之息，恐收还其母而不得。”盖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阴破其说矣。至其阐发《经》义，有足订《注》、《疏》之误者。如解《载师》“里布屋粟”，谓“国宅无征，民居有征无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庐，入居在里，其屋有田以出粟。今不耕田，则计屋而敛之，谓之屋粟。”
不从先儒以里布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为三夫之粟。又解“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固当时正役，后因远近剧易而制云云，皆为先儒所未发。故宋人释《周礼》者，如王与之《订义》、林之奇《讲义》多引其说，固不得以遵用新说而尽废之也。五官皆不载《叙官》。宋末朱申作《句解》，盖从其例，究为一失。今姑仍旧本录之。内附载陆德明《释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考昭禹《自序》末云：“因《释文》而作。”或后人所增入，以德明时代在前，遂题诸昭禹上欤？今仍录其音释而德明之名则附著於此，不复并列简端焉。
△《周礼复古编》·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寿翁，临川人。乾道八年进士，官古田令。是书《宋志》作三卷。今本作一卷，标曰：“陈友仁编”。盖友仁订正《周礼集说》，而以此书附其后也。庭椿之说，谓五官所属皆六十，不得有羡，其羡者皆取以补《冬官》。
凿空臆断，其谬妄殆不足辨。又谓《天官·世妇》与《春官·世妇》、《夏官·环人》与《秋官·环人》，为一官复出，当省并之。其说似巧而其谬尤甚。二世妇与二环人无论职掌各殊。即以《序官》考之，天官世妇为王之后宫，故与九嫔八十一御女皆无官属。至於《春官》世妇为王之宫官，故每宫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与《天官·世妇》显异。郑《注》以汉之大长秋、詹事、中少府、太仆为证，其说本确。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误以《春官》之世妇为妇人也。至於《司马》环人之属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秋官》环人之属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若二环人是一官，何所属之中、下士及史、胥、徒乃各不同如此耶？此好立异说者之适以自蔽也。然复古之说始於庭椿，厥后邱葵、吴澄皆袭其谬，说《周礼》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分门别户，辗转蔓延，其弊至明末而未已。故特存其书，著窜乱圣经之始，为学者之炯戒焉。
△《礼经会元》·四卷（内府藏本）
宋叶时撰。时字秀发，自号竹野愚叟，钱塘人。淳熙十一年进士及第，授奉国军节度推官，历官吏部尚书。理宗初以显谟阁学士出知建宁府，后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卒谥文康。其立朝无大功过，惟函韩侂胄首以乞和，出时之谋。
是书前有《竹野先生传》，不著撰人名氏。称时奏“侂胄专政无君，罔上不道，乞枭首置之淮甸，积尸丛冢之间以谢天下，上纳之”云云（案此《传》称宁宗为上，当出宋人之笔），曲讳其事，非实录也。其书括《周礼》以立论，凡一百篇。
第一篇泛论《礼经》，乃其总序；第二篇驳汉儒之失；第一百篇补《冬官》之亡。
其发挥《经》义者实九十七篇，内《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系以图。其《祭乐》后所附之图，实乐舞之图。盖刊本舛讹，移於前幅。其说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体例略同，议论亦多相出入。
时於伯谦为前辈，然《竹野先生传》中称其晚居嘉兴，乃著此书，以授门人三山翁合。则二书之作，相去不远。或伯谦取时书而约之，或时因伯谦书而广之，均未可定。然伯谦所论或有驳杂，时则大体无疵。惟必欲复封建、井田、肉刑之类，颇迂阔尔。其《注疏》一篇谓刘歆诬《周礼》，犹先儒旧论。至谓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为累《周礼》，且谓汉武帝不信《周礼》由此一篇。其说凿空无据。又谓郑康成《注》深害《周礼》，诋其不当用纬书注耀魄宝等帝名及用《国语》注分野，用《司马法》注邱乘，用《左传》注冕服九章，用《礼记》注袆衣副编。夫康成引纬，欧阳修《乞校正五经劄子》已专论之，无烦时之剿说。至於《国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