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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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之能力观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此时，惟有人民团结自救而已。”
她最后着重说，不平等条约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废除；
“国民党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即在求永远消灭此种惨剧之道。今举国皆知不平等条约之害，即为取消此种条约之基础，吾人不可因畏难而遂不努力也。”
宋庆龄这一谈话既能鼓舞人心，又非常理智，包含了目标、纲领和方法。她把焦点集中在不平等条约上，从而由表及里，由抗议提升到革命。她记得，1924年在广州，国民党右派借口外国军舰就碇泊在广州城外而反对在“一大”宣言中提到不平等条约，声言这样敏感的问题只能在党内讨论而不能公开。孙中山不得不把他们压制下去。在北京病重时，孙中山听说军阀政府通知外国外交使团表示尊重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权利”，立即拒绝同他们进一步商谈国家统一，因为他们连民族独立都置之不顾。
这些破坏分子现在仍然存在。“五卅惨案”之后，由上海各界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其主要内容为上海总商会及北京军阀政府所阉割。原来关于取消治外法权及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其他特权的要求，被篡改为对惨案受害者赔偿和道歉、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内改善对中国人的待遇。①
①本节曾参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傅道慧的文章《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的第一次战斗——在五卅斗争中》（中文原稿），此稿系由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协助提供。引文据《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6月），《宋庆龄选集》，第7—8页。
正是在这样一种一方面有人竭力冲淡革命、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宋庆龄开始了鲜明有力地捍卫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的斗争。
所有这一切显示，她这篇谈话的水平已经大异于仅仅几个月前她在神户女师的演讲，更不必说她在求学时代的文章了。它的内涵已不止是倾向进步的情绪了。它已刻划上一个经过了锻炼的革命者的标志——既有战略意识，又有战术观念，并能指示行动方向。这里所表现的思想和行动同中共中央“五卅宣言”的内容相近。庆龄同中共方面可能商量过，也可能没有，但两方面有共同点是肯定的。
这样，宋庆龄在国事中作为一种响亮的声音出现，不像通常所假设的那样是在1927年中期反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开始，而是要早两年多，即1925年春季。
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在上海主办了一张新的日报，作为“五卅”后群众运动的喉舌。负责编辑的是孙中山和她的朋友、高个子、有学者风度、原则性强的杨杏佛。（杨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在孙中山最后一次北上时任秘书，后任治丧委员会总干事。他是纯真的国民党左派，若干年后因他无畏地同宋庆龄合作，保卫人权，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而被暗杀。）
宋庆龄在1925年7月2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孙中山在1923年12月不顾列强武力威胁，力争两广“关余”的英勇事迹，以作为始终如一的爱国者的楷模，使那些在帝国主义面前畏功不前的软骨头感到羞辱。（当时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操在外国人手中，海关税收先要偿还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对外国的赔款，所余部分称为“关余”，交给北京政府。）
她写道，“孙中山先生始终认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独立之大敌，而英人侵略中国之在华大本营实为海关。……中国关税虽名为各国协定，而握海关之大权者实为英人。首订致中国经济政治于死命之不平等条约者，亦为英人。自有海关以来，总税务司皆为英人。”
“孙先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命令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以两广关余拨交广州政府，而安格联之答复则谓彼仅能服从北京政府之命令。……广州海关收入，落于非法北京政府之手，用以攻打广东。”
“不得满意之答复，先生乃派员接收海关。公使团受英人指挥与煽惑，立即调遣军舰驶入广州……同时武装之英兵在沙面登陆。”
当时英国历史上第一任工党政府刚刚成立，广州革命政府还曾致电祝贺。孙中山至此再电英首相麦克唐纳，指出工党乞灵于“炮舰政策”实属不当，但不得要领。
宋庆龄回忆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有英国访员见先生，问以如列强阻止其截留海关收入之计划，先生是否将与列强宣战（时停泊广州之军舰炮舰计英四、美四、日三、法二人先生答曰，吾虽不能胜此武力，然败于列强亦为荣幸。”
美公使舒尔曼奉命至广州调停此事，孙中山告诉他，如果美国真像舒尔曼说的那样一贯公正，那就应该把各地美租界归还中国，而不是像它所做的那样，交给其他列强。“美国以所窃之物让请他贼，以避谴责，实所不解！要知窃盗者以所盗财物置诸他盗之手，在法律与公道上绝不减少其窃盗之罪。”
宋庆龄最后说，“先生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舰队林立，始终不为所屈，……虽关余问题国中国之不统一卒未解决，然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已以身作则昭示吾人矣。今举国痛公理之不伸，民族之受屏，皆毅然挺身以战强权，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当含笑矣。”①
①经过删减的要求包括：在上海公共租界取消戒严，释放被捕华人，对开枪杀人的责任者撤职交付审判，参加抗议罢工的工人复职并照发原工资，华人房地产主参与租界行政管理，在租界内集会出版自由等。
（三）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支持群众运动
宋庆龄不仅紧握、而且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孙中山当年所想的，主要在于如何使群众运动帮助和重振国民党。现在对宋庆龄来说，问题在于国民党如何完成它对群众运动所应负的责任。
这同群众运动前所未有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在群众运动中，现在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在担当着领袖的角色。它使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处于守势，这是从未有过的，
1925年6月19日，在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10万多工人罢工。他们提出的要求，包括全国性的五卅运动的要求和对香港政府的要求。不顾港英当局掌握紧急状态权力，大量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受到革命政府的热烈欢迎。
6月23日，广州举行了支援五卅运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工人，学生、市民和郊区农民共约10万人参加，殿后的是由黄埔军校师生（其中有周恩来）约千人组成的小分队。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驻守在沙面的英、法两国水兵向游行队伍开枪扫射，死52人、伤170人（轻伤不计在内）。这是五卅惨案暴行的重复，而且规模更大。
美国总领事道格拉斯·詹金斯是这一惨案的日击者之一。他是不可能偏向于中国游行示威群众的，但他在报告中也说，游行是秩序井然的，而早在游行之前“（沙面的外国驻军）就在各战略要点设障筑塞”。在沙面对岸，游行队伍“可能因为前面有些拥挤而停止行进”，于是，“响起了第一枪……很快到处都开起枪来……紧密的枪声持续了约15分钟……奇怪的是，欧洲人死伤很少。”＇据一个外国消息来源说，在沙面死了1个法国人、4个英国人，对岸的中国人死了50个，伤者更多。＇
“很难说究竟是哪一边先开的枪”，①詹金斯的话说得很圆滑，但他自己的叙述不会使人怀疑是中国人先开的枪，因为中国人没有任何要进入沙面的动作，而且他们在自己这一边丝毫没有设防，以对付沙面岛上由沙包堆成的机关枪窠。
①《为两广关余向英帝国斗争的孙先生》，《宋庆龄选集》，第9—11页。
至于英国人方面，他们的总领事在游行的上一天曾经叫嚷道，“任何侵入（英租界）的尝试”（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将以“火力”对付。“我用这样的调子说话，”他以强烈的讽刺口吻接着写道，“是为了使他们以后不能说‘野蛮的帝国主义步枪队滥杀无辜的中国青年’。”①沙面的外国“守卫者”既然被鼓起了这样一种“给这些家伙一点教训”的情绪，难怪他们一方面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却又杀气腾腾。
①詹金斯的报告载《美国外交关系（1925）》（美国政府出版局）第752页。转引自多萝西·博格着《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年》（英文），第41——42页。
“沙基惨案”的直接后果是扩大了省港大罢工的规模，有25万人参加了罢工的行列。这次大罢工从1925年6月延续到1926年10月，历时16个月，可能是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也是最伟大的一次反对殖民帝国主义的罢工。在大罢工的同时还对香港和广州实行全面封锁，并禁止一切英国货进口。
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①
①转引自博格著书，见上条。原载英国外交部出版物《中国，一号（1926），关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开第一枪的有关材料》，皇家文印局，伦敦，Cmd．2869。
“（这次大罢工）同中国人所经历过的其他任何一次罢工不同，它是组织良好的劳工运动的产物，可以同工业化国家的类似运动相比拟……
“罢工委员会分派出约有3000人的纠察队，有的驻守在广东全省各口岸，仔细检查所有出海的货物；有的则在全省各条公路上检查货运和中外旅客。还通过了规定：除英国外，其他国家的船只准予进入广东口岸，但任何船只如经过港澳即不准在广东卸货。英国货物和船只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进入广东，其他国家船只如不经过香港或澳门则允许到广东自由贸易。违反上述规定者，其货物全部没收，由特别委员会予以拍卖。”
美国激进的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罢工高潮阶段，在宋庆龄（向广州政府疏通）和鲍罗廷夫人（向罢工委员会疏通）的帮助下，来到了广州。她从一个热烈同情者的观点描写了罢工情况。她对工人斗争富有经验，曾积极参与1919年美国西雅图的大罢工。她写道：
“我就像刚离开古老的亚洲，忽然闯进了现代世界。……这次广州罢工……是有组织的工人罢工，同西雅图、匹兹堡、伦敦、汉堡等世界任何地方一样。这儿不是外乡异域，而是故乡。
“辛西娅（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当时21岁）……指给我看一条尚未竣工的坎坷土路，这是罢工工人献给广州的礼物，以报答广州将自己与黄埔联接起来的友好举动。黄埔是广州的港口和军事基地，位于下游11英里处。
“她说，‘罢工工人正在加强这座城市，好让我们永远牢记这次罢工。’
“……成立最早的现代工会——海员工会领导了罢工。苏兆征是海员工会主席，也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他对我说，‘共有140个工会参加。这不是一场种族斗争，也不是中英斗争。请代我们转告西方工人们：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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