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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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视，并不断打电话或写信去威胁和侮辱她。前面已经提到，杨杏佛是在蒋的亲自命令下被杀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杀杨儆宋”。
　　沉醉每天要写一份关于宋庆龄活动情况及来访客人的书面报告。因为在法租界有所不便，他想让她搬到更便于他掌握的地方去住，或者干脆把她赶出中国。但一切计谋都由于她的沉着坚强而归于泡影。其中有一个试图收买她家佣人的打算。据说有一个诡计是由戴笠得意地亲自制定细节的，内容是安插一个适当的人去追求宋庆龄的贴身女仆李姐（李燕娥），因为这时李在经历一次被残酷破坏的婚姻后正想重新物色对象。老实的李姐把事情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对这个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年轻漂亮的小特务问了几个问题，就发现了破绽。①
　　①关于李姐的故事说法不一。有人说她主要只是在家里从事家务，不大外出，不可能受到这样的“培植”。
　　沉醉自己为戴笠设计了一个使宋庆龄“发生车祸”的计划。他从上海大流氓头子、鸦片大王杜月笙那里借来一部特别加固的汽车，准备用它去撞来的座车，为此还进行了“演习”。他们的设想是使宋受伤致残，最好是使她头部重伤，永远不再能思维和说话。沉醉自告奋勇，愿意自己去开车撞击，如果被控有罪，他不怕坐牢。戴笠称赞他的“忠心”，并告诉他不用担心法国人会抓他去坐牢（“车祸”预定在法租界“发生”），会有办法把他弄出去的。戴笠还单独请沉醉吃饭，进一步商讨了行动细节，但这个计划一拖再拖，最后被取消了。其间戴笠一再追问他，是否有把握使来致残而不是致死？如果致死，那会引发一场全国性、以至世界性的怒潮。很显然，是蒋介石最后把这个计划搁置起来的——因为他还是想在宋的事情上使自己保持清白。
　　（八）抗议纳粹暴行——同萧伯纳谈话——反战大会
　　在这段时期内，宋庆龄的国际性活动除营救牛兰夫妇外，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即；抗议德国的法西斯恐怖，同萧伯纳的谈话以及在上海举行的远东反战大会中发挥领导作用。
　　法西斯主义从一出现起就为宋庆龄所厌恶。在20年代，反对中国革命的外国反动分子就自称“上海法西斯蒂”。蒋介石请德国的军官和警官来充当他打内战和“反颠覆”的顾问，还请来了一个意大利空军代表团。现在，他又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队和希特勒的褐衫队，组织起自己的“蓝衣社”。另一方面，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反法西斯力量曾给中国受困的进步人士以有力支援。因此，在希特勒1933年在柏林掌权、这些德国友人自己成为牺牲品时，宋庆龄和她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事鲁迅、杨杏佛、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立即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去提出强烈抗议：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
　　“……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纳粹冲锋队的营房中以及在集中营中受到酷刑……成百的人被杀害后，尸首常常被抛到河里、湖里或丢弃在森林里。其他的人被枪杀后，当局还要散布消息，说他们是逃跑时被射击而死的，或者说他们是……自杀的。不用说，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谋杀。
　　“……德国工人阶级数十年斗争得来的权利被粉碎了……所有德国进步的学术与文化生活全被摧残。”
　　她列举了被迫害和放逐的知名人士，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小说家佛希特万格和托玛斯·曼、艺术家马克斯·里伯曼和凯绥·柯勒惠支、名指挥家波卢诺·瓦尔特等，指出“其他成千的无产阶级与进步作家们的命运，甚至更糟。”
　　她接着指出：
　　“报纸在法西斯铁蹄下喘息着。整个工人阶级的报纸，甚至那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如《世界网报》和其他一些更温和的报纸全受到箝制……至于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征象。
　　“最近这种野蛮行为是表现在焚毁进步作家、无产阶级和犹太作家的书籍上，这种事只有在人类历史上野蛮和无知的黑暗时代才发生过。……
　　“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的事实……”①
　　①《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大人民的迫害》，载《为新中国奋斗》，第49—51页。
　　这一声明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声明中列举了许多详细的具体事实不只是让德国法西斯知道他们的暴行已大白于天下，还使中国公众知道了真相。
　　在抗议德国纳粹暴行之前，宋庆龄于2月17日会见了在环游世界旅行中抵达上海的萧伯纳。上海有许多人邀请萧伯纳，但他都拒绝了，只要求见孙夫人，当她和朋友们登上他所乘的“不列颠皇后号”时，他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但在宋庆龄邀请下，他还是同大家一起上岸到莫里哀路29号来寓。在游轮上、在接送他们往返码头的小艇上（每次需两小时）、在宋家中，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参加谈话的先后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都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史沫特莱把谈话详细记录了下来，共有21个打字页，①下面摘录一部分：
　　①原稿复印件承史沫特莱传记的作者贾尼斯和斯蒂芬·麦金农惠赐本书作者。
　　萧：请明确告诉我，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几乎没有……南京政府把最精良的军队和武器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这个建议够公平的。
　　宋；但没有被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萧：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国民党……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萧：但是谁选出这个政府的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呢？
　　来：……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什么呢？
　　宋：当革命统战线（1927年）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你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你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请告诉我，南京政府有没有想收回你的“孙夫人”的称号。
　　宋（笑）；现在还没有，不过他们会要这样做的。
　　萧伯纳的问题是很锐利的，对他的主人的许多意见也表示同意。但他没有像宋庆龄等所希望的那样，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筹议中的上海反战会议公开表示支持。（他宁愿信任“国际联盟”的“知识合作国际局”。）萧在老年总是逃避作出承诺和建议，但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机智为乐，如以下的对话：
　　宋：萧伯纳先生，我愿意陪你看看闸北（在1932年被日本人在战争中破坏）地区。
　　萧；但所有被毁坏的地区都是差不多的。有一次我被带去参观佛兰德①，我看到那些瓦砾堆时对我的向导说，‘这要同复活节那个星期后我的家乡都柏林比起来②，根本算不了什么。’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译者
　　②指1916年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的民族起义。——译者
　　宋：我愿意陪你去看看中国的一些真相……那就是中国工人工作的厂子和一些工人的家庭。
　　萧：我早就知道了！他们极度贫苦。像伦敦和其他类似城市的贫民区……
　　＇关于新闻界：＇
　　宋：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但他们也有一些新闻专业上的借口。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丈母娘，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说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丈母娘一起用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关于斯大林：＇
　　萧：一个不大在乎光讲理论的人……一个实际的人，而当一项计划实现了，他就说，“瞧，这是马克思主义！”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我的意思是说，他星期一试验一项计划，如果行不通，那末星期二他就换另外一个计划……他并不把理论当作追求的目标。他做到了，至于怎样做到的，他不在乎。
　　＇关于劳合·乔治①：＇
　　①劳合·乔治（1863…1945），英自由党首领，曾任首相。——译者
　　萧：同我在一起的有罗斯曼利勋爵。他向斯大林建议邀请劳合·乔治访苏，因为劳合·乔治总是想取悦于他的听众……很快他就会发表革命的演说。
　　＇关于自由：＇
　　萧：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销这个判决，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言论自由？……唯一有价值的、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者民主就是让工人和农民在受伤时有机会号叫，并改变一下使他受伤的条件。在苏俄现在有的就是这种自由……
　　＇关于萧自己：＇
　　萧：我早已死了。……年轻一代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忘掉我了。他们说我属于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但现在高尔斯华绥、哈代和穆尔①都已经死了，他们倒记得我，他们叫我“老长辈”……
　　①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年）、托马斯·哈代（1840…1928年）都是英国小说家，乔治·穆尔（1852…1933年）爱尔兰小说家，他们都是萧伯纳（1856…1950年）的同时代人，去世则均在萧之前。——译者
　　以上是萧伯纳当天谈话的片断。
　　热诚的中国进步人士置身于严酷的斗争之中，看了萧伯纳的戏剧和其他作品之后本来希望他会对社会问题持更积极态度，但他却显得含糊其辞、言不及义，这很使他们失望。不过听到他一些刺痛敌人的话，他们还是感到高兴的。
　　1933年夏秋，宋庆龄忙于准备和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的远东大会。这个大会的召开证明了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上海组织虽然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残和一些叛徒的破坏，仍然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