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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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新闻的人
光绪初年，上海滩头，同城报战，如火如荼。主要是两报对峙：《申报》与《字林沪报》。史称“上海德比”。
两种报都是英商的字号，各为其主，又恩怨甚深。《字林沪报》的主笔蔡尔康，就是申报馆出身，从一个小编辑一直爬到主笔的位置（在当时的洋报馆，华人最高也就到这份儿了），在报界风头无两。可惜后来跟申报馆账房闹翻了，愤然离开就职八年的《申报》，跳槽到正在筹办的《字林沪报》任主笔。
这样一位人物，自然处处跟《申报》别苗头，《字林沪报》发刊一个多月，正好碰上朝鲜壬午政变，中日两国矛盾激化，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新闻。《字林沪报》虽然刚创办，它可是背靠着大名鼎鼎的《字林西报》，外电外稿，两份报是同时刊出。《申报》没这个优势，时效性差了好多，一下子就被《字林沪报》抢了风头。紧接着中法战争爆发，《申报》立志打个翻身仗，辟出“越南军情”专栏，特派记者前往越南前线报道。可惜当时的法军和现在的美军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把中国去的随军记者赶了回来。《字林沪报》没派记者，就靠着路透社的电讯，报道比《申报人世家报》深入，分析也比对手透彻，这一场德比，《申报》又输了。
终于盼到战争结束，和平降临，《申报》的机会来了。这一年是乡试之年，全国举子云集北京，牵动全国。《申报》在北京驻有专员，乡试一发榜，立即用电报发送全部榜文，报纸上特意标明“本报馆自己接到电音”，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蔡尔康当然不愿吃这个瘪，可是自己报纸的洋老板不理解科举对于中国读者的意义，根本不肯花这个钱！
蔡尔康没辙，自个儿想招吧。他的招数是中国人的传统法宝——送钱。他买通了申报馆的排字工人，都是熟人嘛。每天工人下班，偷一份清样给蔡尔康，第二天《字林沪报》原样照登。问题出在《申报》有电码译错的地方，《沪报》也跟着照错。申报馆马上加强戒备，门警森严，报纸不出街，根本不让任何人出馆！蔡尔康，接着想辙吧。
好个蔡尔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去买通了电报局的电报生，要他们收到《申报》北京来电后多留一份。申报馆总不能把电报局的人也关起来吧？当然，此计也不能长久，人家不会把电报明码改成密码吗？再往电报局一告，这条路也断了。
蔡尔康太想赢了。这回他买通的是上海报贩的头目。他将自己的报纸编好后，留着头版的位置，不发。等报贩将凌晨领到的第一份《申报》火速送来，再抢排付印。虽然比《申报》晚些出报，到底报上的新闻不会晚上一日。
茅招？你说这些都是茅招？蔡尔康被同行称为“当日报界之人杰”，你以为是凭的什么？
一堂新闻营销课
同学们，静一静，上课了！我们继续讲上海报业竞争史。
上海滩上的中文报纸德比，就像王小波记忆中的十次路线斗争，其中一方总是《申报》，另一方是谁，则需要死记硬背。这一次出场的是美商经营的《新闻报》。
《新闻报》算不得生逢其时，之前《申报》、《字林沪报》几乎已将上海小小的读者市场瓜分殆尽。尤其是《申报》，树大根深，在内地它几乎就是“报纸”的代名词。《新闻报》能够挤进来站稳脚跟，靠的不是优秀的主笔和访员，而是它的CEO斐礼思。
斐礼思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得益于他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怎样把新闻“卖”出去，而且卖得比别人好。在三年之内，他实行了《新闻报》营销计划的三大步骤，使《新闻报》很快就获得了上海三分之一的报纸市场。这三大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低定价，高速度。当时《申报》卖十文，《字林沪报》卖八文，《新闻报》只卖七文。《新闻报》还雇用了一批失业的贫民和儿童沿街卖报。后来的新闻业发展证明，雇用报童是一种极易奏效的销售方式，他们会钻遍大街小巷，用各种惹人同情或引人注意的方式换取市民口袋里的铜板。《新闻报》的另一发明是雇用专门的挑夫和快艇运送报纸，这样该报送到长江三角洲各市的时间就比其他两份大报快了一天，一下子就打开了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市场。
第二步，争取广告客户。当时上海最大的广告客户是各戏园子，很多人买报就是为了看上面的戏目。但是那些戏园的老板只相信《申报》，连《字林沪报》都无法取得这一份额。《新闻报》刚出版时，斐礼思派人到各戏园抄录戏目，打算免费刊登来扩大影响。谁知戏园老板根本不肯向《新闻报》提供戏目。斐礼思一气之下，干脆命令排字工人将戏目随机乱排，按日刊登，这下造成了上海戏剧界的信息混乱。各戏园老板不得不请出有头有面的白相人跟报馆讲和，不但每天抄送戏目，还定期缴纳广告费。
第三步，制造新闻迎合读者口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自然形成了当年最大的新闻热点。上海各报纸主要依据头天的外电报道战况。中国读者当然希望中国胜利，可是每天的外电译稿都表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就有读者来信指责《申报》“助敌”，还有人出钱要求刊登“倭寇大败”的新闻。斐礼思在此关头展示了他的商人本色，他命令本报编辑杜撰清军胜利的消息，以及清军用“夜壶阵”打败日军之类的“战地趣闻”。于是《新闻报》在中日战争期间制造了一个奇迹，每天的报纸不到中午就卖完，第二天增印昨天的旧报纸，仍然一抢而空。
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布置的思考题是：从斐礼思的办报策略看中国报业集团的发展方向。下课！
黄远生上条陈
黄远生，还曾是清朝的进士哩黄远生，民初名记者，《庸言》主编，《申报》、《时报》特派通讯员，撰写通讯脍炙人口，哄传一时，甚至有人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愿意，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买舟赴美。12月27日，美国旧金山，他在回旅馆的途中，中枪殒命，凶手未获。
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友好纷纷指责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不过，后来的消息却让他们一时哑然。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
误杀！无可奈何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开会悼念。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
案情并未结束。解放后，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
表面上看，这个条陈是在主张舆论专制，其实呈文的关键在于“从法律干涉”五个字——黄远生一向主张中国应当实行“法治”，他说，法治之国，绝不容许个人的势力存在，新闻当然也必须受法律的规范，黄远生曾经愤愤地对好友林志钧说：“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同时号称记者的这些人，哪一个够得上这个资格！”他说，在这个时代从事新闻，真是“一大作孽事”。
也因为“从法律干涉”这五个字，这份条陈根本未被袁世凯采用，可以直接用收买和暗杀的，何必用法律？
黄远生希望新闻能够规范，他也正死在“新闻不规范”上：杀他的华侨正是信了当地报纸的谣言，才拼死要翦除黄远生这个“袁党分子”。在民初的舆论环境里，要求“新闻法治”，可不是痴人说梦吗？
张恨水进京
报人世家张恨水进京之前，已经当过《芜湖日报》的主编。他当这么一份地方报纸的主编，自己觉得学问历练还不大够，希望一面做事，一面读书。于是，这个安徽小青年来到北京，成了一位“北漂”。
那时的北漂，比现在强的地方，是有各地的会馆收容他们。张恨水在芜湖会馆落下脚后，就托同乡朋友介绍，想到一家报馆做事。已经是老北漂的朋友给他讲：现在北京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报馆是顺天时报社，但那是日本人办的，去不得，去，他们也不收。最好呢，先进一家小报馆，将来再想办法进大报社。张恨水同意了。
他第一次去一家报馆见工，被狠狠地吓了一跳。出得门来，他悄悄地问介绍的朋友：“我们要在外省办一张日报，也要弄个营业部，一个杂务房，一个编辑部，一间排字间，一个机器房，一间会客厅，再弄几间房，报馆里人住的。怎么这里只有三间房，也能开一家报馆？”
朋友哈哈大笑，笑他不懂行。北京所谓办报，大多数根本不是营业的，最多印个几百份，还有印几十份的。最厉害的，只印两份，一份贴在报馆门上当幌子，一份上交给出钱办报的人，就完了。这样，一份报只要两个人，满可以撑得起来。
“那，谁去跑新闻？”张恨水还是想不通。
他们根本不跑，晚上进了编辑部，把通信社的稿子一发，就完了。甚至有人直接把别的报纸的版面拿过来重排好，换个报头，反正只要瞒过出钱的大爷就成。
朋友还说，通信社北京城里有十好几家，可是日本人办的，英国人办的，要他们的稿子，都得出大价钱，小报纸根本要不起，只要那些不要钱的通信社发的稿子。
那些通信社怎么维持呢？张恨水又不懂了。
“自然有人津贴他们。”朋友神秘地一笑。“干几天你就明白了。”
张恨水后来进的报纸叫《益世报》，是天主教的资本，母报在天津，在北京又开了个子报。这在北方，就算大报了，光编辑部就有三间房子。张恨水进去，先是当校对，接着，就做了三四版的新闻编辑，算是正式进入了北京报界。
那是1919年，“五四”的前夜。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后来的小说名家，在古老的京城里，面对丑恶的现实，还做着“为民喉舌”和“直言谠论”的梦。
看看什么是黑幕
大学时读诸家现代文学史，提到“黑幕小说”都不屑一顾，不介绍，光骂。我就不明白，这东西到底为什么这么招人恨？后来看到一些似乎可以算作“黑幕小说”的，如毕倚虹的《人间地狱》，的确是以真人实事为基础点染而成，认得出来的有苏曼殊、姬觉弥、包天笑等，觉得也没什么呀，是不是文学史家们太言过其实？
今年在一个网站上买到张秋虫的《新山海经》，列入“鸳鸯蝴蝶派礼拜六小说”。说到张秋虫，也算礼拜六派一大家，所谓“苏派以包天笑、周瘦鹃称雄，扬派以李涵秋、张秋虫为魁”。书买回来，有人抢去先看，看完扔回，还撇嘴道：“简直就是本黄色小说嘛！”我翻了翻，心下突然明白了，问她：“全书的大关目，是北京的红角柳蕙芬，和坤伶十月春相好，被十月春的旧相好季次青拿手枪打上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