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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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在闸北区开了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但我却有点犹豫。最大的担心是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现在的服装公司虽然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毕竟驾轻就熟啊。
那段日子一直心情矛盾。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延续到1997年5月。我的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
我给沈刚打了个电话,此时的他已经调到《解放日报》工作了。我刚说了我想跳槽,他就说:“你早该出来了,那里会扼杀你写作的天分。不管怎样,广告公司多少和文化沾边,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处。”
如果正如算命的所说,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的话,那么沈刚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好机会说来就来,有点让我猝不及防。
后来我才知道,沈刚所说的他朋友的广告公司,其实便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的。这家名为“唐神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三千多家广告公司里排名前二十几名。当年,沈刚是兼职下海,他一边做着《萌芽》的编辑,一边与一个朋友合伙开着广告公司。当我去唐神广告公司报到的时候,内敛低调的沈刚依然是以引荐者身份带我去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些员工找沈刚签字,才明白,原来他才是这家广告公司真正的老总。
正是这次跳槽,全然颠覆了我的命运。
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服装厂的领导才发现我的可贵。对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厂长和石川先生轮流劝我留下。另一位大权在握的厂长委托工会主席转告我,只要我留下来,就会考虑给我加薪,薪水将会突破四位数。并且在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宿舍。这个诱惑如果早来三个月,也许我会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但是现在,它出现得太迟了。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七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
最让我感动的是石川先生,他居然特意在一家饭店为我饯行。这个慈祥的日本老人,他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他一直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还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字——米卡,意思是水中的花。每次,只要他在技术科门外,喊一声“米卡”,我就会答应一声。厂里的所有人跟他说起我的时候,也都是以“米卡”称呼。所以,在服装厂里,我基本上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本名,一个是米卡。
每次回日本,石川先生总会给我带来各种礼物,然后悄悄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提一只纸袋给我,那里面,不是一两件衣服,就是精美的日式点心,或是姿生堂面膜。他很风趣,总是用食指挡住自己的嘴唇,“嘘”一声,以此告诉我保密,不要跟其他人说。有一次,他给我带了一条漂亮的格子裙裤,我离开服装厂多年之后,辗转了两个城市,但是,我一直把那条裙裤带在身边,每个夏季来临时,在每个清风飞扬的日子里,我都会穿上它,就会想起那个慈祥而可爱的日本老头。
为我饯行那天,石川先生邀请了翻译钱先生和我的另两位女同事,与石川先生相处了五年多,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伤感。他通过钱先生对我说:“米卡,你是我见到的中国女孩子里,最聪明、最勤奋、也最刻苦的一个。我相信你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会很优秀的!可惜的是,你一直没答应做我的女儿……”
我的眼睛刹那间有点温热,喉头有点哽咽。其实石川先生不知道,我之所以不愿意认他做父亲,实在是我怕被别人说三道四。在厂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各种明枪暗箭。在做技术员的三年里,因为工作,我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嫉妒,我被很多流言蜚语中伤过。为了保护自己,我总是尽量避免给别人制造流言的机会。石川先生会理解吗?
我安慰石川先生:“我还会经常回来看望您的,您永远是我的恩人和老师。我现在出去,主要是想发掘自己的潜能,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的心很野,也很大,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否则一辈子都心神不定。”石川先生点点头,“是的。年轻人,就应该多多闯荡,我很欣赏你的闯劲。但是——”他话锋一转,看着我的眼睛说,“米卡,我还要给你几个忠告:第一,你以后与人面对面说话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无论是对方在讲话还是你在讲话,你都要勇敢地直视对方的眼睛。眼神游移不定的人,往往会给人留下心术不正和不自信的印象。第二,在说话时,语速要平缓,声音要柔和,不要急燥,也不要吞吞吐吐,适可而止,不要没话找话。第三,与人握手要用力,让人感到你很热情……”
石川先生的这些话我没有用笔记下来,而是深深地刻在了记忆里。如今又是七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说这番话时的表情,就像一个父亲在对即将远行的女儿谆谆教诲着,那样推心置腹,那样苦口婆心。琐碎而又温暖。石川先生的这番话在我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告诉了我如何树立自信与尊严,如何与人真诚沟通。
那天饯行到最后,喝了两杯啤酒的我还是哭了。谁也不明白我心里的酸甜苦辣有多重。七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
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如果把我到上海后的打工生涯分为几级台阶的话,到上海唐神文化传播公司无疑是第二级台阶。在这级台阶上,我欣赏到了在相对闭塞的服装厂里所看不到的景色。
初到唐神时,沈刚原本想安排我进文案部门的,但我却想到业务部去实习一下。业务部是整个广告公司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的部门。业务员底薪八百元,拉到广告后拿百分之十的提成。
从来没想到拉广告是如此艰苦。我的一些同事有的每天抱着上海黄页电话号码碰运气,有的搜集各种报纸上的广告,按图索骥打电话去“挖墙角”,有的干脆上街瞎逛,看到某个产品经销店就进去跟人磨嘴皮。据说公司里有个“元老”已经连续六个月没拉到一笔广告了,他每天夹着皮包进进出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有同事私下对我说:“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拉到一笔广告,就已经破本公司纪录了。本公司里最快速度拉到广告的业务员用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转眼一周过去,我一无所获。心内想着不能辜负沈总的希望,所以越发焦急。
八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我剪掉了长发,短短的发型和当年的郭富城十分相似。我花十五元钱买了一只透明的夏装包,花八十元买了一双达芙妮打折的凉拖鞋,加上公司配备的一只数字寻呼机,就这样全副武装了起来。每天早晨七点就要出门,然后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位于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公司上班。即使在车上,也是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路边的广告牌或各种店铺,把电话号码抄下来,到了公司再打电话联络,我甚至连一家东北叉车厂都没放过。一个月下来,两千多米的共和新路上有哪些店铺我都烂熟于心了。
为了尽快拉到广告,我几乎每天都把公司订的报纸抢先翻阅一遍,把广告客户的电话一个个抄下来,然后抱着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一开口就说我们公司广告价位比别的广告公司更优惠,设计理念比别的公司更完美,这往往是客户最感关心的事。
但并非所有广告客户都很有耐心听我喋喋不休地谈广告的。很多时候,都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吼一顿,然后“啪”地被挂断了电话。连续打了十多天电话后,连脸皮也被磨厚了。
刚开始跟人谈广告,我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有一次,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个红酒的通栏广告,那是个刚刚打进上海、需要大力宣传的新红酒品牌。我冒冒失失地打去电话,找到该红酒在上海的总经销商,对方一开口就问我:“如果我想在《解放日报》二版上做广告,你们能在原先定价上打几折?”我随口说:“五折。”“五折?”对方惊讶地重复了一声。我以为对方嫌高了,立即补充,“如果你们有合作意向,我们可以见面谈。”对方停顿了一下,怀疑地问我:“小姐,你能肯定可以拿到《解放日报》的五折广告吗?他们的价位我是很清楚的。”我太急于拉到广告了,我说没问题的,我们的老总跟《解放日报》老总关系特别铁。对方说,那好吧,你带着合同跟我来面谈吧!我欣喜若狂,这么容易就拉到一笔广告了?
可等我刚放下电话,一个设计部的同事端着茶杯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冲我挤眉弄眼:“小赵,你真能拿到《解放日报》五折的广告价格吗?”我懵了,大家平时在打电话时,不是都这么说的吗?
“你一定听错了。其他人说的都是五个点。也就是九五折,绝不可能是五折,这是任何人都拿不到的。除非你是报社老总的亲戚。”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天!我居然把五个点说成了五折。幸亏当天业务部里没有其他人,否则,我还有何颜面继续呆在业务部?整个上午,我都没有勇气再打电话。我在心里狠狠地骂着自己——没用,太没用了,连基本的折扣都不懂,还能拉什么广告?
下午,我不好意思再呆在公司了,于是顶着毒辣的太阳走上街头。附近就是上海火车站和几个大商场。商场里有冷气,透明的玻璃门上诱惑地写着冷气开放几个字,我真想一头钻进商场,享受一下冰凉世界。但在广场转悠了一圈,我还是沿着汉口路走了下去。我知道自己没有休闲的资格。至少是目前。
二十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那时候,我周末继续兼职做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嘉宾主持,每次可获得报酬一百元。每周依然有三个晚上要去复旦大学上夜校。
我和时间都马不停蹄地奔波着。它是因为使命,我是因为生活。
至今想来,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到公司的第二十天时,我终于拉到了第一个广告客户,虽然标的只有1。5万,沈总还是十分欣赏,当月就将原定的三月之内的八百元底薪加到一千六百元。因为我破了公司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拉到业务的纪录。
这个让我“起死回生”的广告是济南一家电子广告公司的IC卡电话机。在第一次广告合作之后,我与这个公司的老板成了朋友,出于帮忙,我私下帮他写了几个软广告,免费刊登在了《新民晚报》的“信息之窗”里,该电子公司的IC卡电话机和密码锁在上海几乎卖疯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广告业务做得得心应手。我像一艘船,终于驶进了可以扬帆远航的港湾。
那段日子,写作也顺利得无以复加。几乎写一篇发一篇。并且都是省级以上刊物。自从1995年7月以《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凄美爱情故事冲开《知音》大门后,磅礴之气一发而不可收,在随后的半年之内,我陆续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知音·海外版》、《人生与伴侣》等杂志上满面开花。其中,还有一篇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走向深渊》,发表在《上海小说》上。这使我在上海的业余撰稿人圈子里多少有了些小小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