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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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不了多少的老鼠正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呢!我与它对视了有五秒钟,它居然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不跑不躲。我先是害怕,接着生气了,这个家伙,居然没把人放在眼里,一定是想到我的房间里乘凉呢。我迅疾地站起来,顺手超起床头的一根棍子(这是平时放在床头以防不测的),可它早已经从离地有七八公分高的房门底下窜出去了。
经此骚扰,我的思路受到严重干扰,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编稿子了。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老鼠造访我的小屋,甚至发生过咬坏我稿子的恶劣事件。除了咬牙切齿之外,我无计可施。不过,从农村出来的人,一般对生活要求都不太高的。何况,比起当年我在上海租人家的厨房住,遭遇大蛇惊吓和漏雨之苦,这里可算是天堂了。
搬到刘家湾之后,我买了一只小煤气灶和一些油盐酱醋,电饭锅是从上海带来的。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顺便从菜场带点菜回来,炒一个菜,烧一个汤,一碗米饭就够了。有时,天太热,不想做饭,就花5元钱,在楼下的小餐馆里买一份肉丝炒干子,一盒米饭,一样可以吃得很饱。有时,我就下一碗面条,炒一盆青菜,或者是一个番茄炒鸡蛋。吃得简单而惬意。
武汉的夏天真热啊!虽然有台窗式空调,但制冷效果并不太好,为了降温,我每天下班回家就用凉水冲地,这样屋内很快就会凉下来。
最麻烦的是洗澡,因为没有热水器。夏天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用的冷水冲凉。开头几天洗得伤风了,十分难受。渐渐就锻炼出体能了,再怎么洗都不伤风了。但是,冬天却不行。想着要洗冷水澡,就已经浑身打寒战,一身鸡皮疙瘩。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我买了两只开水瓶,加上同事的两只,四只开水瓶灌满开水,在卫生间用盆子冲洗。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我的那两个同事后来也仿效我。洗澡问题解决了,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晒被子。那个终年不见阳光的屋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冬天时,被子总是潮呼呼的。尤其是垫在下面的那一床。为了晒被子,每当晴天的时候,我要找根结实的长绳,跑到楼下很远的一块马路边,利用树来拉绳子晒被子。
刘家湾离单位大约三四公里,但却没有一条直接到达的公交线路。有一次,我等到发了工资,就用170元钱买了一辆女式自行车,每天骑车十分钟左右可到达单位。
我很喜欢花,每天下班的时候,会在菜场看到一些卖花的女子,3块钱就可以买一把小雏菊或扶郎花。我常会买一把小雏菊,回来插在玻璃瓶里。等到它们快要慢慢枯萎的时候,我就把它们移植到外面一只闲置的花盆里,每天浇水,这样,插在土中的小雏菊花期可以延长一倍。每天下班回家,看到灰暗的阳台上一盆郁郁葱葱的黄色雏菊,那种朴素的温馨让人感动。
简单的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在这个陌生而平民化的城市里,我在孤独和忙乱之中慢慢地过出了温馨的生活味道。
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季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才三个多月。刚从安徽出差回来,如果我迟回来两天,那么就有可能被水堵在半路,回不了武汉了。那时,连《人民日报》都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忧。
这时,为配合全国的抗洪救灾,杂志社决定加印抗洪特刊,紧急派遣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陈清贫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也决定不放过这一次采访的机会,急匆匆跑到雷总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却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女编辑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坚决要求去。在雷总面前,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固执。最后,大概是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和胡总他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经溃口的牌洲湾。
当时,我是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一起去的牌洲湾,时值8月,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我到牌洲湾的当夜就病倒了,该死的偏头痛又犯了,头痛欲裂,喉咙不知为何也溃烂了,无法吞饭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镜子照了照喉咙,发现喉咙里白白的,以为是白喉,吓坏了。当地的妇联干部四处为我找药,但也无济于事。妇联干部担心我的安危,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着消炎药,每天硬挺着到处跑。
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解放军某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我请求他们将我带进水里,配合我的采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答应了。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战士们满脸肃穆,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高高的意大利杨树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我不由为这几只可怜的鸡们哀痛起来,其实,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几只鸡呢!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我听到冲锋艇上的战士们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而凄凉。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是滚落下来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冲锋艇上有四个人,四个人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滚落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
我可以想象,就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舟桥旅部队的参谋含泪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
那四天,我连续高烧,没吃一口饭,全靠喝水。换在平时,病成那样的我肯定会卧床休息的。但在那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采访抱树8个多小时而幸存的6岁女童小江珊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那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每天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
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她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啊……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却把奶奶卷进了水中,刹那间,亲爱的奶奶不见了……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但愿小江珊能把这场噩梦尽快忘却,但愿她的人生从此平安快乐!
5天后,我从牌洲湾回到了单位。同事们一看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牌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牌洲湾,英勇悲壮的牌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又我采写的那一段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奉献,什么是人间真情!
没有退路的时候,正是潜力发挥最大的时候。来到《知音》,我就已经切断了自己的所有退路,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做一名合格的编辑和记者。
没有什么比作者的奇缺更令我伤脑筋的事情了。作为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支可靠的作者队伍。如果自己手里有几个得力的作者,每月给我提供一篇有价值的稿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我只好坚持每月都出差。后来,我想到了一个最为简单有效的“笨”办法:每到一地,先买来当地的所有报纸,一边寻找新闻线索,一边记下报纸上写特稿的记者的名字。然后再按图索骥,打电话到报社找这些记者。一般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有效。新闻界的同行基本都是相通的,然后我再通过这些记者的介绍,认识其他记者。就通过如此滚雪球般的介绍,我渐渐地在全国有了自己的作者队伍,有时即使我有一个月不出差,也能通过长途电话约到稿件,我的编辑工作就这样一点点开展起来了。
除了组稿,我就是亲自采写。这是我的优势。
最远的一次,我只身跑到青海湖,采访一位在青海湖鸟岛上研究黑颈鹤的生物学家。当初,我是为了核实一个作者提供的新闻线索的真伪而去的。没想到,当我乘飞机到达兰州,再从兰州坐车赶到西宁时,却发现,作者提供的那个新闻线索根本子虚乌有。而且,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作者了。打手机不通,打传呼不回。我又恼火又庆幸。恼火的是,千里迢迢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一个熟人,一个作者都没有,如何完成此次出差任务(因为单位有规定,如果出差没有拿回当地的稿子发表,出差费用不报销)。庆幸的是,我幸亏亲自来了一趟,如果我听信作者的一面之词,编发他胡编乱造出的稿子,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这样安慰自己,只好沉下心来寻找新的素材。我想,青海这么大,珍稀动物那么多,难道在保护和研究珍稀动物的生物学家中,就没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过吗?
我在西宁宾馆住下,然后买了一份西宁地图,回到房间就拨“114”电话,查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单位的电话。没想到,几个电话打下来,居然打听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有一位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