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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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采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上海科学院副院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的汪酞教授时，他谈及有趣的一幕：
汪猷之妻李秀明，是李淑一的胞妹。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苟，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来沪时，接见上海知识界人士，汪猷在座。那天，赵丹亦在应邀之列。当赵丹进来时，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他来，说道：“你不就是演《武训传》的赵丹吗？”不料，毛泽东此言，使赵丹顿时满脸通红——因为电影《武训传》正在挨批！毛泽东迅即发现赵丹的尴尬之状，哈哈大笑起来，四座皆笑。赵丹亦笑，在笑声中赵丹解脱了窘境……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在初次“露峥嵘”的那些日子里，江青显得那么忙碌。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江青点名批判了电影《荣誉属于谁》。
九月初，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江青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说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九月六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江青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表示支持。
十月，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经她在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大量调查”，发现周扬在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先开“小型整风会”。会上，江青尖锐地批评了周扬。会后，周扬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益发对周扬耿耿于怀。无奈，在十二月，周扬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电影《武训传》作检查。
一九五二年初，江青建议“武训历史调查团”就调查所得的材料，创作京剧《宋景诗》。
就在江青一次次抛头露脸之际，在一九五二年二月，这江上“奇峰”忽地又“锁在云雾中”了！
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后，其原因是她忙于批判《武训传》，太“伤神”了，以至累倒，终日发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马上组织大夫会诊。这一回，她倒是真的有病。经大夫诊断，她患慢性胆囊炎。
虽说这是常见病，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为她治疗，不过，她仍要求去苏联动手术。
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这样，一九五二年八月，她飞往苏联，又住进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她以为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追悼会，结果毛泽东没有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苏的是周恩来。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五三年秋才返回北京。
回国之后的江青，继续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时的江青，已是一副养尊处优的派头。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所忆：
“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里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
“她变得有些娇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她又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江青慵懒地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张天义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接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他说，过去我们做事，江青常常说，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做。现在呢？越来越习惯于指手划脚：你去干什么干什么，给我做什么做什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她不常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而是住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那新六所，是一九五○年新盖的六幢小楼。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一幢，另一幢工作人员居住。她的爱好是看电影，打扑克牌，跳舞，也看点小说。
就在她小病大养了两年多之后，忽地又一次“露峥嵘”……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发表了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据江青对美国维特克说：“这篇文章被我发现了，就送给毛主席看。”
一下子，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俞平伯，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人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二二年就写出了《红楼梦辨》一书。一九五二年，他修改了此书，改名《红楼梦研究》。一九五四年三月，他又在《新建设〉第三期上发表《红楼梦简论》。
两个“小人物”，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着手写文章，批评俞平伯。
这两个“小人物”，便是李希凡和蓝翎。
李希凡，本名李锡范，当时二十七岁。他是北京通县人，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学习。
蓝翎，本名杨建中，当时二十三岁。他是山东单县人，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跟李希凡是同学。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员。
两位“小人物”写出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试图投寄给《文艺报》。他们先给《文艺报｝）去信，询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们求助于母校，他们的老师表示支持，把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九月号k。
江青读过的小说不算多，但是《红楼梦》却读过几遍。她对h时）克曾说过：
“‘《红楼梦》我读了多少遍记不得了，大概七遍以上。到延安之前看了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太惨了。毛泽东主席批评我，你这么不成话，一部书都看不完。不过说老实话，后面的文字也确实不好，看到林黛玉死就差不多了。
江青很有兴味地读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大为赞赏。她把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以为不错，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不过，毛泽东以为自己直接给《人民日报》下指示，要他们转载，似乎过于郑重其事。他让江青出面，转告《人民日报》。
于是，江青给《人民日报》社打了电话。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报社恭候江青的到来。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九期，说毛泽东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周扬以为，《人民日报》转载这样的文章不合适，建议改由《文艺报》予以转载。
于是，《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还加了由主编冯雪峰所写的编者按：
“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
“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的一封信，震荡着中国的知识界。这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士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引者注：除山东《文史哲》九月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外，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予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一记猛掌。
才隔了一天，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召开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厉批评《文艺报》。
紧接着，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贯彻毛泽东指示。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由俞平伯又牵扯了胡适，全国又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毛泽东的信，表示对于“小人物”的挑战精神的支持，表示对于学术权威的见解可以开展讨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对“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学术意见作出了“裁决”，这显然不妥，特别是那时形成了一边倒。对俞平伯全盘否定，并扣上政治性的大帽子，实际上是一种“左”的倾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九八六年一月，借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出面，作了一番讲话，对一九五四年的那场批判，重新作了评价。
胡绳指出：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