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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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工人同志们：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
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各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
“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
“那口气，象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
“问谁？”
“问‘中央文革’！”
包炮匆匆走了。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耳光！
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
陈件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文革”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陈伯达的电报，象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摇。“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
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仲。
“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
“坐火车来？”
“坐飞机来！”
“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的谈判上！”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潘国平马上赶来，参加谈判；第三，稳定军心，要队员们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工总司”的命运，捏在张春桥手中了！
张春桥从天而降彤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一架专机，在穿云南来。专机上坐着一个瘦削、眨着三角眼、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大员”。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象一个军人。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的穿惯了的中山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他，张春桥，城府甚深的人物，眼珠一转便计上心来，人称“狗头军师”。此人本是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早在十六岁的时候，他还只是山东济南正谊中学的学生，便已挥舞着秃笔，“批判”老舍、臧克家，成为文坛上的一只小刺猬。不久，他来到上海滩，在上海杂志公司当一名校对。十八岁时，他为了多弄一点“大洋钱”，不懂装懂，乱标古书，上海《小晨报》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发表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揭发了此人的丑行。十九岁时，此人竟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左翼文化主帅鲁迅，遭到鲁迅痛斥。善于钻营的他，此后离开上海，投奔延安，成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处处与总编邓拓作对。解放后，张春桥进入上海，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后，这个连一句京戏也不会哼的他，“钻研”起“样板戏”来，以此为桥梁，接近了“第一夫人”江青。他又一手扶植了上海文坛恶棍姚文元。终于在批《海瑞罢官》的“战斗历程”中，江青指方向，张春桥出点子，姚文元执秃笔，江、张、姚结盟——这时候，王洪文还坐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办公室里默默无闻。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炮打响之后，“文革”大旗在中国漫卷。“中央文革小组”
在中国崛起，日益显示出不可一世的权力的光环。江青成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张春桥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组员。……
舷窗外乌云如墨，张春桥双眉紧蹙，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对于他来说，此行非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忡，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去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
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
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部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内情……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摇之中，张春桥的专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抢先一步：“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
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上海市委的代表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
这时，张春桥已在与另一路人马的代表——包炮紧紧握手。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张春桥钻进了“首都红三司”为他准备的吉普车，把包炮拉进车里，关紧车门。然后，张春桥对司机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去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
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又是细细倾听着。
吉普车驶过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事。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包炮提醒司机道。
当吉普车驶入安亭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已是凌晨了。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顶雨伞马上遮住了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张春桥一看，撑伞者自己却在雨中淋着。他是一个穿了一身褪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的年轻人，清秀的脸上漾着微笑。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马上热情地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握手。紧紧一握，手就松开来了。年轻人只是一直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
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包炮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