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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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回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
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仲。
“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
“坐火车来？”
“坐飞机来！”
“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的谈判上！”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潘国平马上赶来，参加谈判；第三，稳定军心，要队员们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工总司”的命运，捏在张春桥手中了！
张春桥从天而降
彤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一架专机，在穿云南来。专机上坐着一个瘦削、眨着三角眼、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大员”。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象一个军人。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的穿惯了的中山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他，张春桥，城府甚深的人物，眼珠一转便计上心来，人称“狗头军师”。此人本是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早在十六岁的时候，他还只是山东济南正谊中学的学生，便已挥舞着秃笔，“批判”老舍、臧克家，成为文坛上的一只小刺猬。不久，他来到上海滩，在上海杂志公司当一名校对。十八岁时，他为了多弄一点“大洋钱”，不懂装懂，乱标古书，上海《小晨报》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发表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揭发了此人的丑行。十九岁时，此人竟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左翼文化主帅鲁迅，遭到鲁迅痛斥。善于钻营的他，此后离开上海，投奔延安，成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处处与总编邓拓作对。解放后，张春桥进入上海，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后，这个连一句京戏也不会哼的他，“钻研”起“样板戏”来，以此为桥梁，接近了“第一夫人”江青。他又一手扶植了上海文坛恶棍姚文元。终于在批《海瑞罢官》的“战斗历程”中，江青指方向，张春桥出点子，姚文元执秃笔，江、张、姚结盟——这时候，王洪文还坐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办公室里默默无闻。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炮打响之后，“文革”大旗在中国漫卷。“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国崛起，日益显示出不可一世的权力的光环。江青成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张春桥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组员。……舷窗外乌云如墨，张春桥双眉紧蹙，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对于他来说，此行非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忡，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去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
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部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内情……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摇之中，张春桥的专机降落在上海机常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抢先一步：“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
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上海市委的代表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这时，张春桥已在与另一路人马的代表——包炮紧紧握手。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张春桥钻进了“首都红三司”为他准备的吉普车，把包炮拉进车里，关紧车门。然后，张春桥对司机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去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
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又是细细倾听着。
吉普车驶过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事。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包炮提醒司机道。
当吉普车驶入安亭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已是凌晨了。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顶雨伞马上遮住了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张春桥一看，撑伞者自己却在雨中淋着。他是一个穿了一身褪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的年轻人，清秀的脸上漾着微笑。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马上热情地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握手。紧紧一握，手就松开来了。年轻人只是一直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
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包炮居中，偶而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问道。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洪文的话，使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溜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在已是凌晨三点，应该说足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
潘国平还在嘟嘟嚷嚷，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与张春桥第一次合作风更大了，雨更猛了。
安亭堆料场，站在木堆上，坐在602次列车车顶上，挤在吊车上，上千名造反队员在那里等候张春桥的到来。
红色的造反大旗，蓝色的工作服，绿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这三种颜色组成了这支造反大军。
十二日上午八时，一辆大卡车在泥水中驶来。
人群骚动起来，发出一阵阵口号声：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要听中央文革的声音！”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卡车一身泥浆，在堆料场停下。人们朝大卡车聚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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