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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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康头脑灵活，颇有社会活动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当王洪文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际，需要“配备”秘书，他点名要了廖祖康。
王洪文青云直上，廖祖康一直紧随左右。当王洪文调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书。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因为他要在上海结婚了，婚礼定于十月七日举行。
王洪文预感到总摊牌的时刻已经不远。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他本来是不会让心腹廖祖康离开身边的。然而，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沪。
喜糖和鲜花掩盖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毕竟是王洪文的“基地”。军机不可泄，无法用长途电话或信件传递。
离京前，王洪文给廖祖康面授机宜……
十年的“战斗友谊”，使王洪文对廖祖康绝对信任。但是，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被女人迷住而“热昏”，耽误了军机大事。正因为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给廖祖康挂了长途电话……
十月三日：在平谷县“吹风”
十月三日，红旗牌轿车东行。
王洪文在北京东郊的平谷县露面。
在天安门城楼大厅上，王洪文没有捞到讲话的机会。此刻，他借平谷县的话筒说出心里的话。
他学着毛泽东当年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四座皆惊的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鸦雀无声，无人敢于回答这样的“尖端”问题。王洪文捏紧了拳头，挥了挥，大声地喊出了两个字：“打倒！”
王洪文自问自答之后，借这个话题加以发挥：“别人搞修正主义，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
“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王洪文扳着手指头，数了起来：“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王洪文提高了声调，把话讲得明白不过，如同一层窗户纸一般，一捅就破，谁都可以听清楚他的话的真正含义：“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怎么忽地来到一个小县城说这番话呢？
这里用得着当时流行的名同，叫做“吹风”。所谓“吹风”，就是给下边透点口风。
因为是在基层“吹风”，话就可以讲得很随便、很明白。只要在一个基层单位说了一番话，很快就会通过种种“内参”渠道把漏出的口风“吹”遍全国。
就在王洪文平谷“吹风”的前两天，江青在清华大学吹起一阵风：“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只是‘以观后效’，以后会有人为他翻案。
“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王洪文、江青毕竟是“中央首长”，在“吹风”中只能透露一点风声而已。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毫无顾忌，在辽宁“吹风”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王洪文、江青的心里话：“现在，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华国锋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国家的一把手，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华的讲话对右字号的人是个鼓舞。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骂邓小平，骂华国锋，骂军队，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神圣同盟”。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七岁生日之际，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十月四、五日：上海异常动向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名正言顺”的，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令人费解的是，上海民兵并没有杀向海防前线，却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修筑工事。
坐镇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目光炯炯的军人。他和士兵一样，穿着没有军衔的蓝色制服，而在二十一年前——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年入党。如今，他名唤苏振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了那个国庆座谈会之后，知道上海情况异常，奉叶剑英元帅之命，急匆匆飞回了黄浦江畔。
十月四日，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
“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两天前——十月二日，东北方向已发现异常行动：江青的亲信、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身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
叶剑英获悉之后，立即去电，命令该装甲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眼下，刀光剑影在上海闪动。
十月五日，叶剑英案头的红色电话机里，又传来苏振华的急促的话音：“上海民兵闯入吴淞口炮台！”
“他们奉谁之命？”叶剑英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奉王洪文的手令！”苏振华说道，“上海城里的红纸被抢购一空，据说，准备庆祝‘盛大的节日’！”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吴淞口炮台！”叶帅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地吼道。
“是，坚决执行您的命令！”苏振华非常干脆地答复道。
挂上电话，叶剑英愤愤地说了一声：“又是这个王洪文！”
北京西山：悄然的搏斗王洪文，已是叶剑英的老对手了。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之后，就是这个王洪文忽然离开了北京城里，搬到离市区四十公里的西山住了下来。
说实在的，西山之美在深秋和严冬，向来以“香山红叶”和“西山晴雪”而著称。
这时，叶子未红，天上没有一片雪花，王洪文搬来干什么？
哦，王洪文把足球场上的“盯人战术”用到这儿来了！他在紧挨着西山脚下叶剑英那座宽大的十五号庭院的一座二十五号高楼里，住了下来。从早到晚，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就连进进出出的轿车的号牌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王洪文虽然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横竖看不顺眼，然而他心目中的头号威胁，却是手握重兵、与“四人帮”有着切齿之仇的叶剑英。何况，叶剑英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尽管王洪文常常穿着军装在公众场合露面，以表示他也是军人，可是，他怎能与叶剑英在军内的影响相比？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企图借开会之机逮捕叶挺、贺龙，正是叶剑英得讯急告叶挺、贺龙转移，使南昌起义顺利进行，从此才有了中国人民的军队。那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王洪文其人……
确实，在北京西山，酝酿着扭转中国命运的大计。
李先念的轿车，出现在北京西山。
据叶剑英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忆：“先念同志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完全同意先念的看法。我也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叶剑英当时告诉李先念：“王洪文从城里搬到西山来了，住在我隔壁的楼里。危险时期到了。我知道，他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聂荣臻的轿车，也出入于北京西山。
据聂荣臻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回忆：“在西山，剑英多次与我议论，党和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否则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成果将会逐步丧失，但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只能等待适当时机，采取非常措施解决。……”
王震也来了，他的话，直来直去，半点拐弯都没有：“为什么不把他们搞下去呢？
一搞下去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位”王胡子“，还象当年在延安时一样爽快。
陈云、邓颖超，也找叶剑英轻声商议大事……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曾用这样的诗句，称赞过叶剑英。
叶剑英在西山不断地踱着方步，陷入缜密的思维运筹之中。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不仅仅是如何对付“四人帮”，还有一道同样牵涉全局的一步棋：怎样对待华国锋？撇开他，还是联合他？
经过几次侧面试探，主动接近，华国锋的态度逐渐明朗。叶剑英决计与华国锋共同行动，因为华国锋毕竟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九月下旬，杨成武的轿车出现在西山。
杨成武此行的使命，聂荣臻这么叙述过：“我通过杨成武同志，将我对‘四人帮’问题的担心和必须先下手的意见转告给剑英。……”
王洪文的眼睛，不时“扫描”着叶剑英院子。
抽着烟，王洪文也踱起方步来。他在猜度着：叶剑英下一步棋是什么？
就在这时，王洪文得到一份“迟到”的情报：叶剑英在几天前已经搬离西山了！
王洪文气急败坏，他的“盯人战术”彻底告吹！
“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那天，叶剑英悄然附在杨成武耳朵边，说了这句话。不久，叶剑英就从北京西山消失了！
据叶剑英自云，他坐在驶离西山的轿车里，情不自禁地哼出了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那末尾的一句：“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十月六日：快打慢！
十月五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聚集在一起，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逮捕“四人帮”，挽救党，挽救人民，挽救人民的共和国！
“要快打慢！快打慢！”叶剑英中流砥柱，提出了“快打慢”战略决策。
也就在这一天，从王洪文嘴里传出风声：“七、八、九这三天，会有大动作！”
王洪文的“大动作”是什么呢？
只要瞧一瞧十月六日下午江青在干什么，就知道他们要搞什么样的“大动作”。
那天下午，向来怕风怕光的江青，居然拿掉了帽子，来到太阳底下。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这张逆光，那张侧光，她叫摄影师一口气给她拍了十七张单人半身照。
“马上给我冲洗、放大，急用！”江青吩咐摄影师道。
江青“急”着干什么“用”呢？哦，“女皇”的“登基”之日近在眼前了。一旦“大动作”成功，她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