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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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安亭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一个造反队员的控拆》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解放日报》事件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
《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解放日报》是党报。”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谈判僵持着。
大批印好的三十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在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十二月一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三百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十二月二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住。
“赤卫队”也出动了。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王洪丈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要抓住《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囚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部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从十二月三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