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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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夏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急令耿金章回沪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你哪里？”
“有要事找他，快！”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什么事？”
对方不予答复。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什么事？”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场。
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
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
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帐：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
“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
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根“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严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
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
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据《工人造反报》载：“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