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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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一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帐，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凌晨三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那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腓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
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部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继续到会。
会议开始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囚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
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踉他说的话：“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帐。你的帐，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拂袖而去。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上海的桃子熟了！”
张春桥紧握着王洪文的手，说出了这句话。
一月二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立即进京。当天，王洪文便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往北京，住进聂元梓的据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一月三日晚，张春桥、姚文元选择了一个很不醒目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二楼，与王洪文见面。
上海的桃子，向来是在夏末秋初时节成熟。这一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要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自从在安亭与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之后，王洪文便成了张春桥手中一颗冲冲杀杀的棋子。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张春桥颇为满意的是，王洪文对他总是言听计从。张春桥对手下的人，向来要求绝对服从，容不得说个“不”字。‘姚文元能够成为他的亲密伙伴，便在于姚文元对他唯命是从。张春桥并不喜欢那种对谁都耍“造反派脾气”的造反派，而是只偏爱那种兼具狮子和绵羊双重性的造反派：对“走资派”如猛狮，在他面前如绵羊。他看中王洪文，不仅仅因为王洪文是“司令”，而且在于王洪文的“忠诚”……
“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张春桥听了王洪文关于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又一次提到了“桃子”问题。自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把胜利的果实比喻为“桃子”，便使“桃子”成为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水果。向来擅长“活学活用”的张春桥，虽然住在北京钓鱼台，无意于“钓鱼”，却深思熟虑于摘取上海的“桃子”。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
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马上迎合道。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道，“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际，上海干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这张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纸，原来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换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重新刊登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潜台词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
张、姚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
上海的局势剧变。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一月五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
这张传单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
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十一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