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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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四月二十六日奔赴北京。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来，“资本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
之类新标签！
五月二十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那口号声在福州路上震荡。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们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乱有阶级性。有革命的乱，也有反革命的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主张革命的乱。这是为了乱敌人，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乱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我们就是要乱它个落花流水。这种乱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取了政权，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就是要我们掌好权，用好权。现在主张乱的人，就是想乱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乱革命的新秩序，乱我们革命派，这是对敌人有利。‘支联站’一小撮头头实质就是在为敌人效劳。……”
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后发制人“小兄弟”们磨拳擦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司令”，该干掉“联司”了。
这一回，“王司令”稳坐中军帐，倒是沉得住气。他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
他派出了“小兄弟”，假装支持“联司”，打进了“支联总站”。这位近乎间谍的“小兄弟”，不断密报“支联总站”的一举一动，使王洪文对于对手了然若指。
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他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之际，对“联司”来个“一锅端”。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
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这份传单，泄露了王洪文的天机：“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这张传单所揭露的，正是王洪文制订中的秘密行动计划。“情报”完全准确。
这张传单大量印发之后，“联司”和“支联站”提高了警惕。
过了三天——二十六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
传单中很具体地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
六月二十八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第二天，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联司”面对王洪文伸来的黑手，进行了反抗。
当时的《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这家由“工总司”主办的报纸当然是站在“工总司”的立场上说话，但也透露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
“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一场武斗开始了，双方受伤人员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有五十多人。
当天深夜十二时半，“联司”和“支联站”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火光惊动了沉睡中的上海市民。青年宫的广播台哇啦哇啦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吵吵闹闹，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算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
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出来的消息，听到从青年宫传出来的消息，王洪文狞笑着，慢悠悠地抽着烟。他巴不得“联司”跳出来，“联司”闹得越起劲越好。“后发制人”
嘛，这是张春桥的计谋。他要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先安在“联司”头上，然后“名正言顺”地加以扫荡。
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市革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可以用手中的权，哗哗地开动宣传机器，对“联司”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六月二十九日发布《通告》。这个《六。二九通告》的主旨，便是“制止上柴厂武斗”，把“联司”推上了被告席。
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一下子便使“联司”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用王洪文的话来说，这叫“对‘联司’发动了强大的‘文攻”’。当然，“文攻”的下一步，便是“武卫”了。
“王司令”又“指示”以“工总司”的名义，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充满着恫吓的语气：“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
“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一文，已经把“联司”作为反动组织对待了：“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
七月一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联司必败”的口号声，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喊了出来，那声波久久地在上海上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