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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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评‘解福喜事件’》一文的要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其目的是向无产阶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徐景贤、王洪文等进行猖狂的进攻，妄图实现阶级报复。……”
“888”秘密会议一辆辆轿车驶过华山路，浓密的法国梧桐遮住了骄阳。当王洪文来到“888”，他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张宝林等已在那里吹牛了。
“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工总司”总部的秘密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王洪文一进来，压低了声音，兴奋地对“小兄弟”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春桥同志说，是时候了！”
用不着任何解释，“小兄弟”们都明白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是什么意思。
“春桥同志从北京打电话来？”有人问道。
“春桥同志二十日回到上海。”王洪文把声音压得更低，“春桥同志说，‘联司’和‘支联站’是群众组织，由‘工总司’出面解决比较合适。所以，这段时间他虽然在上海，就不公开露面了。他在上海的消息，要保密，不要往外说出去。据春桥同志告诉我，他这次来上海，另有重要任务。……”
“小兄弟”们兴奋起来，因为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无疑如同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在王洪文的主持下，“888”行动计划拟定出来了。
“888”计划，共五项内容：（一）设立临时指挥部。
（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
（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口。
（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这样，在与“联司”、“支联站”的作战中，垮了一线，还有一线：第一线——指挥部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等负责。
“什么时候动手？”“小兄弟”们急不可耐地问“王司令”。
“”还要稍等几天，但是，不会超过八月五日。“王洪文抽着烟，象一位指挥若定的”司令“一般说道，”我们的人，打进了‘联司’和‘支联站’。据他们传出可靠的消息，‘联司’和‘支联站’在八月五日要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大会，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我们必须在八月五日前消灭‘联司’和‘支联站’，就象武汉的‘工人总部’消灭‘百万雄师’一样！“
“先打‘联司’，还是先打‘支联站’？”又有人问“王司令”。
“‘联司’好打，‘支联站’难打。最好先干掉‘支联站’。”王洪文答道，“从‘解福喜事件’之后。‘东方红’已经退出上柴厂，住在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和外滩的市革会大楼。上柴厂成了‘联司’的统一天下。这样，只要把上柴厂一包围，‘联司’就成了瓮中之鳖。麻烦的是‘支联站’，东一个、西一个。我想，最好等‘支联站’开会的时候，一举歼灭。我已经关照了混进‘支联站’的我们的人，一有开会的消息，马上报告我。所以，也请各位随时作好准备，随叫随到。最理想的方案是先干掉‘支联站’，再吃掉‘联司’。另外，考虑到‘工总司’的战斗力、机动性不够强，我已请‘上体司’的‘胡司令’协助，请他们作为‘工总司’的‘尖刀班’！”
“这个主意好！‘胡司令’厉害！”王洪文的话，立即受到“小兄弟”们的一致赞同。
大抵因为《沙家浜》里有个胡传魁“胡司令”的缘故，所以胡永年也博得个“胡司令”的“头衔”——认真点讲，胡永年并非“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的“司令”，只是一名“常委”而已。
胡永年，算不上是个正儿八经的运动员。他喜欢踢足球。进入上海一家钢铁厂之后，成为上海工人足球队的队员。
此人在“文革”前因打群架之类流氓行为，受到过领导批评。“文革”一开始，他便扯起了“造反”的旗号：不久，他当上了“上体司”的“常委”。
“上体司”的造反队员们与众不同，个个身强力壮，有举重大力士，有武术高手。
哪里有武斗，这支队伍便在胡永年率领之下冲冲杀杀，出现在哪里。在“—。二八”炮打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被“红革会”围困于锦江饭店。胡永年率“上体司”杀透重围，救出张春桥。张春桥马上夸奖胡永年“粗中有细，阶级斗争觉悟高”，“有办法”，于是胡永年声望陡增，成了“胡司令”。
“胡司令”抢了一批摩托车，使“上体司”成了一支“机械化部队”。虽说这支队伍不过千把人，可是个个身手不凡，一顶十，“战斗力”比“公革会”还强。
“王司令”预料到与“联司”。“支联站”之间会有一场恶战，于是上门向“胡司令”求助。
“好说，好说！”“胡司令”一口应承下来，“什么时候用得着兄弟，打一个电话过来，几分钟之内我们的摩托车就出动！我手下的‘搏斗兵团’，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一言为定！”“王司令”和“胡司令”紧紧握手。
果真，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给“胡司令”打来电话，说是有急事相告……
大战的前奏上海西区，在离张春桥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几百公尺处，有一条幽雅、静谧的马路。
马路上不通公共汽车，但常可看见小轿车进进出出。这条柏油马路并不长，与兴国路垂直，形成一个“十”字。这便是泰安路，马路两侧大都是一幢幢两层的小洋房。居居之中，既有上海著名的作家、音乐家，也有上海高级干部。大学校长、教授，还有一批资本家。
泰安路一百二十弄三十一号，是一幢资本家的小洋房。自然，“文革”开始之后，主人被赶了出去，小洋房被造反兵团占据了。
七月三十一日薄暮，天刚刚有点暗下来，陆陆续续的有许多人步入小洋房。
上海各“支联站”的三十多个头头前来这里，召开秘密会议。
上海的空气中已充满火药味儿。“支联站”的头头们为了对付“工总司”，正在部署着反抗的计划。
会议尚未正式开始。三三两两，头头们在互相通报着各区的“支联”情况。
在这三十多人中，唯有一人显得坐立不安，眼睛不时往窗外瞟。因为他事先给王洪文挂过电话，密合今晚“支联站”会议的时间、地点，怎么还不见有什么动静。
时针指向七点。突然，一个中等个子、身体结实、四方脸、颧骨突出的男青年，推开门口的警卫，冲了进来。他的左臂上没有戴红袖章，却扎着白布条。在他身后，一大群彪形大汉，随着呼啸而入。每个人的左臂都扎着白布条。
“不许动，你们被捕了！”这个满脸横肉的男青年，便是大名鼎鼎的“胡司令”。
他的一声令下，“上体司”的“搏斗兵团”和“工总司”的一百多造反队员，便冲进小洋房。
“支联站”的头头们束手就擒。
几辆冷藏车来到小洋房前。“支联站”的头头们，被押上闷罐一般的冷藏车——几个月前，王洪文抓马骥，用的也是冷藏车。“王司令”以为，冷藏车的“保密”性能好，而且不会引人注意。
冷藏车在上海市区兜了几个圈子。直至确信后边没有别的车子跟踪，这才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在“胡司令”的协助下，王洪文没有费多大气力，一下子便把全市“支联站”的一批首脑人物抓获了。
不过，在杨浦区公安分局清点“俘虏”名单之后，王洪文有点后悔：他太性急了，下手太早，以致使一批晚到的“支联站”头目漏网！
原以为这次可以逮住“全向东”。可是，据“内线”告知，“全向东”非常“敏感”，这几天行踪诡秘。虽然“全向东”每天都对“支联站”的工作发表意见，可是，除了与他单线联系的“支联站”头目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尽管“全向东”成为漏网之鱼，正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的张春桥得悉一举捕获“支联站”核心人物三十多人，还是嘉许了王洪文。
意气正盛，王洪文要来上海柴油机厂详图，铺在“888”那宽大的桌面上。四周，一伙“小兄弟”围着，计议着。直到这时，他的“司令部”才有了点“司令部”的味道，他这“司令”才有点象“司令”的样子了。
王洪文用手指在上柴厂四月画了一个圈，说道：“对于‘联司’，要先围后歼。第一步是包围，第二步是攻坚。这是一场硬仗。除了‘上体司’仍然要作为先锋之外，‘公革会’、‘消革会’也要起骨干作用。”
“公革会”、“消革会”的头头，当即表示听从“司令”调遣。“公革会”是公安局的造反派，颇有战斗力。那“消革会”乃“消防革命造反委员会”，已经“改行”，并非致力于救火，却是武斗的一支特殊劲旅。消防车的云梯，成为攻占高楼的重要武器。
“消革会”的造反队员善于飞檐走壁，擅长攻坚。至于那高压水龙，早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北洋军间就已经用来对付学生游行队伍了。自然，五十年之后，这一“经验”
被王洪文沿用来对付“联司”。
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自从关押了两个月之后，似乎接受了“教训”，没有参与“支联”活动。他也被王洪文请来，参与“军机”，因为老耿在指挥方面还是有两手的。
潘国平也来了。他的手下有一支人马，虽然他与“王司令”有矛盾，而在对付“联司”这一“大敌”面前结成了“统一战线”。
“我们要‘先礼后兵’，要逼得‘联司’开第一枪！”徐景贤在这节骨眼上，提出了重要的策略。
“对，太对了！”王洪文拍案叫好。
于是，八月三日下午，三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驶进上海柴油机厂。车里坐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驻沪三军代表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
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联司”当然进行了反击，团团围住了那三辆宣传车，砸掉了车上的高音喇叭，夺走了记者们手中的电影摄影机，扣压了其中的一些代表。
这，正是王洪文求之不得的！
于是，“联司”之前，加了个“臭”字。上海全市刷满新标语：“臭‘联司’殴打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罪该万死！”
“臭‘联司’必须立即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