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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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老太婆，也过惯了往日虽然贫苦却很自在的日子，住了些时候，回老家去了。
崔根娣住在那里，同样很不习惯，想走。她毕竟是夫人，怎么走得了？
她惯于哇啦哇啦大声讲话，而那里的夫人们都知书识礼，文雅得很，一开口，能讲出一套又一套政治理论。张春桥的夫人文静能说会写，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长期担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在解放初便担任了夏衍的秘书，而她，只有小学文化小平，“文革”前只是一个临时工。她，自惭形秽，自叹弗如！说实在的，她有时觉得，还不如住在定海路的小屋里，跟纺织女工姐妹们说说笑笑来得痛快。一种空虚感，一种失落感，常常袭上她的心头。她无处可讲，无人可诉，只把这种隐痛深深埋在心中……
在康平路，崔根娣几乎不串门走户。她自知粗浅，不愿与那些高干夫人们来往。她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倒有一班亲亲热热的小姐妹，可是上海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康平路在上海西南角，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何况康平路深院小楼，小姐妹们进出诸多不便。她感到孤独、空虚。
她是一个工人，做惯了工，却很不习惯于当“书记夫人”。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后来厂里每月给十元补助。她有时借领工资，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看看小姐妹们。
不过，自从王洪文成了市里的“大干部”，每逢每月十八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发工资的日子，厂里总派人送工资来，或者由廖祖康代领。再说，即便是她去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总是坐小轿车去，小姐妹们要么见了她远而避之，要么有求于“书记夫人”而缠住了她——她已失去了当年作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诚、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她既为自己成为“书记夫人”、入主康平路而感到兴奋，荣幸；又为自己难言的苦恼、孤独而感到烦闷、沮丧。
王洪文与她截然不同。他躇踌满志，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要高兴一番。想当年，“曹老头儿”、“市委书记”、“康平路”，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眼下，自己竟坐到了“曹老头儿”的位子上，他这才品味到“造反”两个字的滋味儿！
王洪文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而“曹老头儿”则成了阶下囚，被关入上海漕河泾监狱。
光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凭这一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打不倒曹荻秋的。那毕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充其量写份检查，认个错，完事。
在那人性扭曲的岁月，有人对曹荻秋投井下石，使曹荻秋被逐出了康平路！
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办公室里的一名干部，在曹荻秋处境险恶之际，从背后向他射来冷枪，击中要害！
此人曾接触过敌伪档案，看过国民党特务张剑鸣在曹荻秋被捕后所作的“谈话察看”
记录。那记录的原文为：“在谈话时态度尚佳，但未肯将过去的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渝，未有表示，仅声言此后不过问政治云云。”此人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写出大字报《心脏爆炸第一声》，断章取义，诬陷曹荻秋在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逮捕时，在狱中“态度尚佳”，并声称“此后不过问政治”，是一个“大叛徒”。
张春桥如获至宝，亲笔写下一封“寄谢富治转中央文革康生”的信，派那人带着《心脏爆炸第一声》大字报底稿及敌伪档案材料，直飞北京……
其实，曹荻秋在国民党狱中那一段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早已作过审查，并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作了结论：“曹荻秋同志在监狱和反省院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问。张春桥和谢富治、康生串通一气，硬是给曹荻秋安上了“叛徒”、“变节自首分子”的大帽子。
虽然曹荻秋一再据理抗争：“我没有叛变自首行为，你们怎么可以强加于人？即使把我打倒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保留我的权利。……”无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大权在握，岂容曹荻秋申辩？
于是，“曹老头儿”被赶出了康平路。王洪文趾高气扬，坐进了“曹老头儿”的办公室。他，取“曹老头儿”而代之！
“红色堡垒”
就在王洪文出席中共“九大”归来不久，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锣鼓喧天，大红标语糊满厂门口。
是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是纪念什么“半周年”？不，不，是一块白地红字的新牌子，在欢呼声中挂到了大门口：“中国共产党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
当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根据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建立起来的上海第一个基层党委会。”
王洪文赢得了一个“上海第一”！
报道还给上海国棉十七厂送上一顶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红色堡垒”；“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个‘老造反’厂。全厂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现共有党员一千零三十五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全厂的工人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出了很多贡献。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提到国棉十七厂，都亲切地称之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从新党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又把建设一个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
“红色堡垒”是王洪文的后院，也是张春桥、姚文元要在全国树起的“样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由王洪文陪同，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这一天，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喜日子”。于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把上海国棉十七厂作为整党建党的“样板”加以“培养”了。
张春桥已着意于“树”王洪文，“树”上海国棉十七厂。
一九六九年初，署名王洪文的《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见报了。
王洪文在文章中“回顾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展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新的一年”，他“感到无比的激动，无比的兴奋”。
王洪文“夫子自道”，来了一个又一个“回想”，向读者透露他当年的“丰功”：“回想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生死搏斗的时刻，回想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浴血奋战的岁月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不怕围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坐牢杀头，就是因为有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我们奋勇前进。……
“回想在‘一月革命’前后，我们和群众真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群众吃啥，我们吃啥，群众步行，我们步行，始终同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取得‘一月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掌了权，就不能忘记群众，我们的职务变了，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
确实，王洪文的“职务变了”，关于他的“颂歌”也渐渐在报刊上唱了起来。一篇题为《“红色堡垒”里的革命火车头——记上海国棉十七厂最早杀出来的六个共产党员》的通讯，称颂起王洪文及其“红色堡垒”，把王洪文誉为“革命火车头”：“上海国棉十七厂是全市一面鲜艳的红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色堡垒’。在这个‘红色堡垒’里，？/pre》下一页
王洪文传 》》 第十一章 跃居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十一章 跃居中共中央副主席
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云遮雾障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王洪文在一九七○年盛暑，来到这“清凉世界”，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庐山。
大抵难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中共中央在庐山开过两次全会，都风雷激荡，震动华夏。
头一次庐山会议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那次会议突然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场“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
这一回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六日，更加惊心动魄，狂澜叠起。刚刚步入中国政界高层的王洪文，马上卷人了湍急的政治漩涡。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是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林彪集团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乱了整个议程。
按照林彪的部署，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叶群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出动，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其实，与其说攻击张春桥，不如说攻击毛泽东。
在一年以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明文载入中共党章。墨迹刚干，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林彪急于抢班，坚持要在宪法中写入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他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非常干脆地加以否定。被毛泽东指定负责宪法修改工作的张春桥，当然照毛泽东的意见执行。林彪集团不敢正面与毛泽东冲突，便拿张春桥开刀。
“中央文革”彻底分裂了。组长陈伯达站在林彪一边，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及组员姚文元则站在毛泽东一边。
王洪文是张春桥一手扶起的。别无选择，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原以为华东组大抵会太平无事，谁知冒出了另一个“王”，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林彪。
这个“王”的名字，在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上，出现在离马天水不太远的地方——“王维国”。
在上海，此人既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毫无瓜葛，也与徐景贤手下的“秀才帮”
从无来往，更与马天水那样的“老干部”素昧平生。在“一月革命”的一片造反声中，见不到此人踪影——他既不是造反派，也未曾保过陈丕显、曹荻秋。他是军人。他能够成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因很简单——他宣誓忠于林副主席，而林副主席也看中了他。
他只比张春桥小两岁，河北省元氏县人，有过不短的革命经历——一九三八年三月入伍，获得过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他向来在军内任职，与地方没有太多的联系。他担任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人称“王政委”。只是在毛泽东发出军队要“支左”，驻防上海的空四军派出“军宣队”随同王洪文派出的“工宣队”一起“进驻”
上层建筑时，王维国才与地方有些来往。
林彪权重一时，炙手可热。原本与林彪没有结派拉帮的王维国趋炎附势而来，林彪则正感到自己在上海的力量太单薄，正感到需要在张春桥的手指缝里插上一把刺刀，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