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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

王洪文传-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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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上海二“王”。王维国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坐在那里,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儿合适。王洪文也极度紧张,因为他已经知道王维国心怀叵测。
  王洪文做好保卫毛泽东的准备。
  毛泽东在如此危急之际,却坦然自若,谈笑风生,把王维国镇住了!
  晚八时,王维国想请毛泽东下火车吃晚饭。
  毛泽东摆摆手道:“你们吃吧,我不下车啦,就在列车上休息。”
  毛泽东沿途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都一住好些天。王维国以为,毛泽东在上海也会住些天。
  毛泽东的突然行动,又一次使王维国失算了:翌日上午,奉毛泽东之命,南京部队司令许世友大将从南京飞抵上海,直奔专列,与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谈话。下午一点,许世友回到上海锦江饭店吃午饭之际,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启动,离开了上海。
  许世友急飞南京,在南京车站迎候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在一片暮霭之中,毛泽东的专列驶抵北京丰台。
  王维国的一切暗杀计划都落空,林彪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
  九月十三日,举世瞩目的“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叶群、林立果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那荒凉的温都尔汗……毛泽东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部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训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一九六六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
  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选择了新的接班人。
  在当时,伊然以“接班人”自命的,乃张春桥。此人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国际,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甚至也出乎“接班人”本人的意料,毛泽东个人专断,决定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
  就这样,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第三次错误。历史已经清楚表明:第一次,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第二次,选用了林彪,是错误的;第三次,选用了王洪文,又一次错了!
  “工农兵”干部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唯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象,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象,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这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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