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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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惠珍是一个早在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一九五八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一九六四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
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
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况。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
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
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
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
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六月三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六月八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七月十九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七月二十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
在竞选“文革主任”中败北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八月八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共有十六条，人们也就简称之为“十六条”。
热烈欢呼“十六条”之声，震撼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也挤在人群之中，高喊着口号：“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
王洪文对“十六条”中的一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显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习惯地简称“文革主任”）是一把金交椅。
王洪文反对张鹤鸣、反对施惠珍，就是为了夺取厂里的大权。如今，“十六条”规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旦选上了“文革主任”，也就名正言顺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头儿了。
一场“竞选”开始了。
工作队显然不会支持王洪文。经过酝酿，二纺车间的车间主任受到工人们的拥戴，被提名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造反派们支持王洪文，提名王洪文作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两名候选人，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力量。用当年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代表着“保”字号与“反”字号。
分歧，也在工作队内部产生。在一百多个工作队员中，有三、四个队员支持王洪文——在工作队里也出现“反”字号！
“竞选”在激烈地进行。其白热化程度，不亚于美国总统竞选。
就在这个要紧关头，冒出了一张大字报，揭了王洪文的老底。大字报的题目，便叫《王洪文的十大罪状》。
大字报作者，署名“余凤珍”。
余凤珍何许人，敢向王洪文开炮？
几经周折，笔者在上海东北角一座小屋里，找到年近古稀的余凤珍老人。据她自云：原本在乡下种田。一九三六年，十八岁的她，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即上海国棉十七厂前身）做养成工。丈夫姓殷，也在这家纱厂当工人。解放后，他们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
余凤珍住在上海定海路二百号，与王洪文家不过一箭之隔，同用一个自来水龙头。
由于那张大字报《王洪文的十大罪状》已被作为“黑材料”烧毁，无从寻觅。但余凤珍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解放日报》上，曾发表《王洪文在里弄里的丑恶行径》，诉说了她写《王洪文的十大罪状》的前前后后，从中可知她的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摘录如下：我原是定海街道第五里委第二居民小组长。王洪文自一九五八年起，就住在我家邻近。他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一个正在服刑、因病保外就医的劳改分子，经常送大闸蟹（引者注：即螃蟹）、烟、酒给王洪文，是他的酒肉好友；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跟王洪文烟来酒去，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个贪污分子免费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亲如一家，叫他“娘舅”，当我们从这个贪污分子家中查出赃物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洪文在崇明围垦，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属托他带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鸡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鸡头、鸡脚爪带给人家。一九六五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从弹子门锁到水泥黄砂都是从厂里明拿暗偷来的。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里弄里挑拨离间，制造邻居纠纷，进行打击报复。
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他哪里象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是工人队伍里的败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
我这一张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问题，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触到了他的痛处。
他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咒骂：“他妈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这个老太婆敲掉了，老子决不罢休。”“这个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门前转，我就把她捆起来摔死。”
王洪文窃取了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后，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丑恶历史是块心病。于是，他就采取种种卑鄙手法，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从而封住别人的嘴。
王洪文利用职权，先后派人调查我的历史和表现，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从小就进纱厂做养成工；我爱人是共产党员；我的子女表现都比较好。王洪文抓不到辫子就变换手法，派人找我谈话，威吓我，逼我说出大字报的幕后策划者。我当场气愤地回答他们：“我写王洪文的大字报完全是根据他在里弄的现实表现写的，都是事实。”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又派人来威胁我，要我写道歉书，向他认错。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读毛主席的书，没学过写道歉书。”王洪文见我不屈服，更是气急败坏，以势压人。我们里弄成立革委会时，里弄的干部、群众信任我，选我当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蛮横无理地免掉了我的职务，并且规定：余凤珍今后一不能入党；二不能当干部。这样，王洪文还不解恨，他通过人四处放风：“余凤珍这个老太婆是疯子，精神病”，“这个老太婆写的大字报都是谣言”。他们还寻事挑衅，围攻谩骂我，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热泪夺眶而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跟街道、里弄广大群众一起奔走相告，上街游行……
余凤珍还告诉笔者，王洪文曾经要开会斗争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儿子家中……
王洪文在“竞选”中败北——自然，不仅仅因为余凤珍的那张大字报；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厂里还只是少数派。
“北京小将”鼓舞了他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标语的更换，比如今女人的时装的“推陈出新”更为迅速。
上海国棉十七厂门口，贴出了崭新的对联：“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
没多久，旁边出现另一副对联：“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
横批是“造反请进”。
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红卫兵”、“大串连”，导致了这样针锋相对的对联的诞生。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红色电波”不时传来北京的“特大喜讯”。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从北京传来了“特大喜讯”：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的红卫兵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
于是，各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王洪文端详着毛泽东的照片，立即发出倡议：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中，成立红卫兵组织。
王洪文也报名参加红卫兵。他想，毛泽东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也应该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
不久，来了个文件，使王洪文颇为扫兴：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才可以加入红卫兵。
真不巧，王洪文三十一岁——超龄一岁，无法戴上红卫兵袖章。
就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又一“新生事物”诞生了——“大串连”。
北京的红卫兵是“文革”的排头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着鲜红的袖章，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
上海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