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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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四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肖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二月三日——正月初四，肖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华国锋成为接班人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一份红头文件——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送到王洪文手中。
这是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式文件。
在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是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五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七四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不料，毛泽东指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
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蓬、蓬、蓬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象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进入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无法钓鱼、打猎了。
雨辰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在首都爆发了。
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人吼出了心中的声音：怀念周恩来，誓斩人间妖魔；“四人帮”之中的三个——江、张、姚，成为众矢之的。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这里的“江桥摇”，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
诗，成了投枪，成了匕首。人们以诗为武器，挞伐恶贯满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我们的呼声：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十六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杆、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天安门事件的前奏，是三月下旬在南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遮护张春桥。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干，我们为胜利干杯！”
干毕，张春桥才说出了几句至关重要的“指示”：“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在四月七日，“四人帮”终于赢得了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作出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王、张、江、姚对这一决定欢欣鼓舞，他们七斗八斗，总算斗倒了邓小平。马天水在上海闻讯，拿出江青所赠的用油莎豆酿成的酒，与同伙们弹冠相庆，一饮而尽。
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却使“四人帮”刚刚赢得的胜利被冲淡了：“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华国锋从“代总理”到“总理”，使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灭。
华国锋一下子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