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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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积压了满满两抽斗的文稿，竟这么快都变成了铅字，飞入千家万户。

　　江、张、姚三书的出版，使我下决心把王洪文传写出来。

　　说实在的，虽然关于王洪文的采访，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除了写好一个简略的提纲及开头第一章之外，没有写下去。因为在“四人帮”之中，我觉得江、张、姚有深度，有厚度，经历曲折，阅历广，写作时拉得开，波澜起伏。王洪文呢？与江、张、姚相比，显得浅薄。所以，对于这位“造反司令”，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写完第一章，便搁笔了。

　　在一九八八年春，当江、张、姚玉书都已改定，我才拿出两年前写的提纲，重听当时采访的一盒盒磁带，着手写《王》。我又作了补充采访。这样，我终于写完这部长篇。

　　我感谢上海国棉十七厂给予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够在该厂进行广泛的采访。我也感谢几十位当事人给予的可贵的帮助，只是我无法在这里开列长长的名单——虽然其中不少人是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头目，但是在我向他们进行采访时，大都并不回避当年的那段难堪的历史，以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如实地向我叙述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作为作者，我感谢他们的坦率和诚挚！

　　值得顺便说明一下的是，“四人帮”是一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四部长篇又各自独立成篇，单独出版。我在写作时，作了总体安排，各有偏重。例如，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张》书中一笔带过，而在《姚》中则作为“重场戏”。

　　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装叛乱，在《王》中详细铺陈，而在《张》、《姚》中则只是“过场戏”。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再三呼吁，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磨难重重，“文革博物馆”迄今还只是处于呼吁阶段。我愿把我的这四部长篇，化为四块砖头，献给那座迄今尚未动工的“文革博物馆”吧。

　　借本书印行之际，向给予热情鼓励、支持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致谢。

　　叶永烈一九八八，八，二十八，于上海补记：本书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现作为《四人帮“兴衰》亦即《”四人帮“全传》之一印行。

　　作者一九九一，九，二十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