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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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
“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罗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
当选为头头之后，王洪文便从挎包中掏出刚从北京带来的传单。在他的眼里，这些传单仿佛成了中央文件似的。他不时地引述着传单上的话，那模样，如同引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毛主席说过，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康老（引者注：当时对康生的流行的称呼）说过，‘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陈伯达同志指出，工作组是障碍物。”
“江青同志在批判工作组时指出，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真个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到北京去了十天，王洪文的水平仿佛猛然提高了。他接着说道：“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
老保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其实是‘捍卫工作队委员会’！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拳头。他的讲话，马上成为“永忠队”的行动指南。
王洪文当即定下一系列炮轰工作队的计划。
王洪文从北京回来才一天多，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火药味骤然变浓了。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永忠队”便出动了。队员们手提浆糊桶，在厂的南、北大门口，都刷上大字标语，每一个字都有乒乓球桌面那么大：“火烧施惠珍，炮轰工作队！”
在杨树浦路上，他们也刷出一条条大字标语：“彻底打倒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
每条大字标语末尾，都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上午八时，当施惠珍刚刚来到工作队办公室，马上被一群“永忠队”队员包围。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然后由厂广播台广播。
施惠珍拒绝了。“永忠队”的队员们呼喊着口号：“打倒工作队！”“打倒施惠珍！”。顿时，施惠珍成了批斗对象。“永忠队”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斥骂着施惠珍。直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的工人们闻声赶来，这才使施惠珍解围。
这时，王洪文进厂了。他一出现在厂门口，又陷入了“捍卫会”的包围之中。“捍卫会”的工人们质问王洪文：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班？溜到哪里去了？廖祖康闻讯，带着技校的“革到底”战斗队杀入重围，救出王洪文……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当天夜里，乘着“捍卫会”工人下班回家，“永忠队”在王洪文指挥下，发动了突然袭击：闯进工作队办公室，抢走材料，查封工作队的抽斗……斗争，日紧一日：十月二十九日，“永忠队”在厂最高处刷出大幅对联——“大炮轰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烧尽工作队威信”，横批是“SOS”。
“捍卫会”奋起反击，也来个“上纲上线”，指着“永忠队”说：“‘SOS’，是向外国人求援的信号。你们写上‘SOS’，是叛国行为！”
于是，五、六百人簇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口，就“SOS”展开大辩论。
行人们驻足围观，上千人挤在那里，使杨树浦路交通阻断，震动了杨树浦工厂区。
十一月一日，“永忠队”贴出了《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工作队靠边站”大字标语。
十一月四日，“永忠队”强占厂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
紧接着，又强占厂广播台。施惠珍赶往广播台，受到“永忠队”的围攻，被“捍卫会”越窗救出。施惠珍刚刚离开那里，全厂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永忠队”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王洪文领导着“永忠队”大闹上海国棉十七厂。他说：“我到北京见了世面，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不光把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开始冲出厂门，杀向社会了……
第四章 当上“造反司令”结识王秀珍
上海延安西路二○○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
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
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
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十四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
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一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一九五○年三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
她只在十一岁至十三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一九五六年八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主任苏福金
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
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5分，两门4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
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
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四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
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
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爿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