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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张春桥传-第12部分

小说: 张春桥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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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镇《解放日报》
  张春桥坐进了上海《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桌上的烟灰缸里很快就积满了烟蒂。
  每天上午,张春桥九点左右来到报社,在那里吃中饭、晚饭,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拎起公文包下楼。经过三楼时,他总要到三○九房间夜班编辑室坐一会儿,然后回到香山路九号家中。
  据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对笔者谈及张春桥印象,用了八个字:“一本正经,不苟言笑。”
  张春桥在报社里,从来不参与“吹牛”、聊天。他的嘴巴甚紧,从不谈起过去,从不谈及自己的经历。他在《解放日报》工作几年,与他共事的人,居然不知道他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干过!
  张春桥的面孔,总是那样扳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叫人高深莫测。报社里,编辑们常常开玩笑,可是谁也不敢跟张春桥说一句笑话。每当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叫一声:“春桥同志!”他呢,微微一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那时候,编辑部在三楼、四楼,而一楼、二楼是印刷厂。编辑们白天编稿,印刷厂夜里印报,倒是错开时间,相安无事。后来,《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代印。这下子,白天轰隆隆印报,吵得编辑们心烦意乱。
  好心的报社经理,去找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反映编辑们的意见,希望市政府帮助解决一下问题。宋日昌很爽快,说道:“我看,可以让东湖招待所腾出一幢楼,给《解放日报》社办公,那里安静。你回去,请张春桥出面,向市政府反映情况,代表报社要求……”
  编辑部会议,经理喜孜孜地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当经理转达了宋日昌的意见之后,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张春桥。
  沉默片刻,张春桥的牙缝里,才挤出这么一句话:“我不去!”
  大家深感谅讶。张春桥慢慢地抽着烟,用极为严肃的口气说道:“吵一点,有什么关系?当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毛主席照样在延安窑洞里看书呢。我看,你们不要太娇气……”
  张春桥这么一说,谁也不再吱声。自然,东湖招待所的房子也就告吹了。
  张春桥十分“艰苦朴素”。他住在香山路九号《解放日报》宿舍,一幢小洋楼二楼,六十多平方米。他家的家具很简朴。书橱里,放着一整排马列著作,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一位道地的马列主义者。来了客人,他总是以棕子糖招待,以为那包着花花绿绿纸头的高级糖果不够“朴素”。冬天,他穿的棉袄已打了好几处补钉了……
  他的楼下,住着王维。当他搬走之后,王维迁入张春桥的房子,而王维的房子里则迁入姚文元。曾经先后与张春桥、姚文元为邻的王维,对两人作了有趣的比较:
  张春桥下班之后,径直上楼,进屋关门。他从不串门,不到我屋里坐一坐。虽然我们当时是正、副总编,有事只在报社办公室里谈,回家之后互不来往。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们的家属,也只是见面点点头而已。
  姚文元的“功夫”,看来不如张春桥。姚文元搬来以后,很随便。他的岳母—
  ——金英的母亲,跟他们一起住,操持家务。星期天,姚家烧了什么好吃的,就端上楼,分一碗给我,我也常常“投桃报李”。空闲时,聊聊天。姚蓬子偶然也来,但不与我讲话。姚文元从不向我介绍那是他父亲——虽然他明知我会猜出是姚蓬子。
  不过,姚文元后来“高升”之后,也变得够呛。记得,有一回,金英的母亲跟我闲聊,说及当年姚文元如何追求金英的一些趣事,并说一开始金英嫌姚大元“书呆子”气太重,还有点不大愿意跟他谈恋爱——我听了之后,当作笑话,跟别人说起。“文革”中,变成了我的“罪行”,罪名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姚文元”!一九六七年秋,《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曾向张春桥请示,王维能不能“解放”。第一回,张春桥不表态——这就意味着不同意。张向来如此。无奈造反派不知张的脾气,又去请示。这一回,张春桥终于说话了,他说“王维借姚文元丈母娘之口,恶毒攻击姚文元,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呢?”张春桥这么一说,造反派才明白过来……
  王维跟笔者谈及的张、姚印象,可以说既如实,又生动。唯有他先后与张、姚做邻居,才会有这样的比较。
  虽说张春桥很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可是他自己住的房子又好又大,每月房租要靠公家予以补贴。
  张春桥再三声言,他厌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过,他给《解放日报》写的文章,总是登在最显要的地位,总是按最高标准付给稿酬。
  一九五四年一月,张春桥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问《真理报》代表团成员,在苏联访问了两个月,益发得意了。
  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一九五四年秋,上海香山路九号,张春桥和文静正在家里收拾行李。
  “狄克”在《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的金椅子上坐了三年,忽然要离开上海了。
  为什么呢?中宣部已经下达调令:调张春桥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解放日报》同仁为了庆贺张春桥“高升”,为他设宴饯行。
  往日,向来不苟言笑的张春桥,那天显得有点反常,总是眯着三角眼,话也格外多。酒过三巡,几乎不谈心里话的张春桥,出语惊人。他喷着酒气,颇为得意地说道:“《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不是一张好坐的椅子。我的前任是犯了错误给赶下去的。我总算幸运,没有犯错误,今日可以与大家尽欢而散!来,为我们的尽欢而散干杯!”
  张春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欢送宴会举行过了,细软也已收拾好了,正在张春桥欲走未走之际,又一桩意外的事发生了——几乎与他当年到《解放日报》走马上任时一样的突然。
  事情是因陈毅的工作调动引起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城新生。第三野战军司令兼政委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本来,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了减轻周恩来的工作担子,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时,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于是,陈毅作为最恰当的人选,初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陈老总的工作重心北移。虽然他还兼着上海市市长之职,直至一九五八年十月才辞去这一职务,但是他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主持上海党政常务工作。
  显然,需要另外遴选一人,来沪主持全面工作。
  调谁呢?调柯庆施!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石头城。二十八日,南京军管会宣告成立,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五月十一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市长为刘伯承,副市长为何庆施、张霖之。
  一九四九年冬,当刘伯承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柯庆施便成为南京市市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成了江苏的第一号人物。
  一九五四年秋,已经内定柯庆施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在正式走马上任之前,便先来上海摸摸情况。
  恰巧,就在何庆施来到上海之际,听说了调张春桥入京的消息。
  柯庆施紧急召见张春桥。
  “听说你要调北京?”何庆施问道。
  “是的,调我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张春桥答道。
  “你愿意去北京?你乐意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柯庆施提出了一连串问号。
  这下于,把张春桥弄糊涂了,他一时猜不透柯庆施的用意。说实在的,自从接到调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去北京,在《人民日报》工作,跟党中央那么的近,升迁的机会当然比上海多;不过,一想到那个“副”字,他就泄气,仿佛回到当年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那些难堪的日子。再说,好不容易在《解放日报》苦心经营了三年,在上海扎下又长又深的根,如今骤入人地生疏的首都,一切要从零开始……
  面对柯庆施的提问,张春桥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不论去北京还是留上海,我都无所谓——我服从组织分配!”
  “好,好,那好办,你就留下来!”柯庆施眉开眼笑道。
  “中宣部那边怎么办?是中宣部要调我去北京的。”张春桥提醒柯庆施道。
  “中宣部那边,你不用管,我会去打招呼。”柯庆施说道,“当年,你我在石家庄共事,有过愉快的合作。希望今后在上海,继续那样愉快的合作……”
  果真,柯庆施给中宣部挂电话,留住了张春桥。
  在柯庆施看来,上海是一个很深很大的海,暗涌时起,险浪骤生,要想在这样的海上驾舟,非有一个知海性、熟海路的智囊不可。张春桥是他求之不得的智囊:
  此人三十年代就已在上海,何况在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时又熟悉了上海方方面面的人物;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石家庄,他就发现,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军师”……
  于是,喝过欢送酒的张春桥,依然坐在《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里。
  已经运到火车站的行李,又全部运回到香山路九号。
  “上海的那个好学生”
  上海市中心静安寺,矗立着一幢典雅的西班牙式九层大楼。那是德国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筹资建造的,最初取名为“海格公寓”。上海解放后,这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楼,人称“海格大楼”。大楼里的一百零四套客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各部、组的办公室。直到一九七七年,这座大楼才改为宾馆,即今日的静安宾馆。
  一辆“伏尔加”牌轿车驶入海格大楼院内。从车上下来的,便是那位“大鼻子”
  柯庆施。与他一起下车的,乃张春桥。
  经过一番摸底、筹备,柯庆施终于走马上任。
  张春桥紧随柯庆施左右,他的身份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岁的何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出现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上。
  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有风三丈浪。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杨(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着,“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运动的重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之中,何庆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原因只有一个,何庆施以“紧跟毛泽东”作为他的最高政治原则。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死后曾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荣称的柯庆施,在上海竭力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张春桥的升迁,确实借助了柯庆施这把梯子。不过,柯庆施毕竟与张春桥有着很大的区别:柯庆施虽“左”,但在一九六五年便去世,没有卷入“文革”,更没有参与“四人帮”那些罪恶活动。他实际上不过是毛泽东晚年“左”的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正因为这样,如今人们提及柯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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