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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张春桥传-第15部分

小说: 张春桥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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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飞快地从郑州传到上海,张春桥的声望猛然看涨了。须知,陈伯达当年有着“理论家”的美誉,号称“中共第一支笔”,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而毛泽东在批示中,居然把张春桥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怎不意味着张春桥颇受领袖偏爱?
  于是,张春桥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于是张春桥摆出了一副党的理论家的架势。不过,理论权威,起码也得有几本著作……
  说来惭愧。这位“理论家”虽说属于早熟型的,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他不过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在山东《民国日报》的《中学生之部》副刊,发表了《春雨之夜》。这是他的“处女作”。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在济南,在上海,在延安,在晋察冀,他的笔没有停过,写了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各种文章,可是,他的书,少得可怜:
  据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上海《社会日报》报道,《华北事变演义卜一书的第三部《宋哲元在天津》,由张天翼、陈白尘、聂绀弩、张春桥四人执笔,当时正在写作之中。可是,后来并未见到出版。即使出版,他也只是占第三部的四个作者之一,何况并非“理论著作”;
  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倒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为《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不过七十八页,而且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是别人写的,算不上“大作”;一九五四年一月,他访问苏联,写了一本小册子《访苏见闻杂记》,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不过,这只是本新闻通讯集,井不是“理论著作”。
  怎么办呢?
  他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的那些“棍子”文章,诸如《质问彭文应》、《杂谈帽子》、《看大字报有感》之类,凑足三十三篇,取名(今朝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七八页而已。
  到了一九六○年,他又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让大字报流芳百世》、《大跃进的风格》、《东风颂》、《“穷棒子”精神》之类杂文,四十篇,编成《龙华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八二页。
  至“文革”开始,张春桥的著作,也就是这么三、四本小书罢了。
  他是个摇羽毛扇的角色。他擅长于在幕后出点子——特别是在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之后。由他操纵的“金棍子”,在台前飞舞,征东讨西,打南扫北。此“金棍子”,便是姚文元。
  扶植“棍子”姚文元
  走笔至此,该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姚文元其人了。虽然笔者另有一部长篇《姚氏父子》,专写姚文元及其父亲姚蓬子。但写张春桥,不能不在此扼要写一下他的“亲密伙伴”姚文元。
  姚文元之父姚蓬子,浙江诸暨人,生于一九○六年。一九二四年,他来到上海“四马路”——文化街,当编辑,写诗,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一九二七年,由潘汉年作为介绍人,姚蓬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被举为执委兼总务部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特科联络,在潘汉年领导之下,从事秘密工作。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姚蓬子在天津做河北省交通员时,被国民党逮捕,押往南京。他在狱中叛变,成为叛徒,并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从此,他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充当文化特务。后来,又开设作家书屋,成为老板。
  姚蓬子有一子一女。儿子姚文元,女儿姚文华。
  姚文元于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姚文元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经同班同学崔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庐湾区团委宣传部宣传于事,住在机关集体宿舍里。
  无巧不成书。庐湾区团委的集体宿舍在上海香山路二号,而张春桥的家在香山路九号,相距不过几十米!
  受父亲姚蓬子影响,姚文元从小就做着作家梦。咫尺之内,一箭之遥,住着堂堂的《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姚文元便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是姚蓬子之子,也就打他的主意。因为当年张春桥也混迹于上海“四马路”,对于姚蓬子的劣迹一清二楚。他知道姚文元有“辫子”可捏在他的手心里,况且姚文元也“左”得可爱,这样的人,任凭本事再大,也翻不出他的手掌。于是,张、姚之间很早就有来往。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开展之后,由于作家书屋出过胡风的书,姚蓬子与胡风有过许多来往,被作为“胡风分子”嫌疑逮捕,押往北京。姚文元呢,因写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虽尚未交给出版社,但也受到牵连,陷入困境。在危急之际,张春桥帮助了姚文元:姚文元仗着自己“精熟”胡风思想,来了个“反戈一击”,批起胡风来了。张春桥以《解放日报》为之撑腰,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起,短短十天之内,连发姚文元的四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凤英雄”。这可以说是张姚第一回合作。
  张姚的第二回合作,是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当张春桥从何庆施那里得悉要“反击右派”的消息,立即转告姚文元。姚文元急急地赶写了《录以备考》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
  当时天天在注意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非常赞赏,嘱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在头版转载,还配发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于是,《录以备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年纪比张春桥小十四岁,由张春桥扶植起来的“新秀”姚文元,反而比张春桥更早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从此,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为张春桥的打手——犹如当年的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张春桥要写什么批判文章,往往由他动口,姚文元动笔。点子,张春桥出;文章,姚文元写。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当《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经张春桥提议,柯庆施点名,姚文元调入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姚文元更加起劲地挥舞棍子,批冯雪峰,攻丁玲,轰巴金,斥艾青……一时间威震中国文坛。张春桥呢,乐得让姚文元冲锋陷阵,出头露面,他充当幕后导演。正因为这样,姚文元的文章连篇累牍,而张春桥只有那两册杂文集而已。
  当《解放》半月刊停刊之后,张春桥安排姚文元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是,他又关照《解放日报》领导,不要让姚文元陷于编务,文艺部可由副主任李家健具体负责,姚文元要“超脱”,以便能抽出时间多写点文章。
  这样,姚文元不断地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章被看成“有来头”的文章——来自何庆施,来自张春桥。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在报纸上,姚文元出面,比我们方便。”
  上有柯庆施作为靠山,下有姚文元作为棍子,张春桥不可一世,正欲称霸于上海文艺界,却遇上了一个敌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非除之而后快……
  干掉陈其五
  陈其五年长张春桥三岁,是个“老宣传”,与张春桥旗鼓相当。
  瘦削,文弱,看上去陈其五连走路的步子都很慢,但是一旦走上讲台,他就显示出宣传部长的本色:思路清楚,讲话富有逻辑……
  其实,他不姓陈,名字也不叫其五。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有个非常活跃的人物,名叫“刘毓珩”。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
  一九三八年二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刘少奇提醒他,“国民党对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么好呢?”他问。
  “你母亲姓什么?”刘少奇问道。
  “姓陈。”
  “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这样,刘少奇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陈其五”叫开来了,以致他的真名刘毓珩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子女,也都姓陈。(陈小蒙便是他的次子。一九八六年二月,因强奸、流氓罪在上海被判处死刑,轰动海内外。那时,陈其五已去世。自然父是父,子是子,不能混为一谈。)
  在解放前,陈其五历任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当杜幸明部队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章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则是陈其五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当陈毅率第三野战军攻下大上海时,陈其五也参加了战斗。
  上海一解放,陈其五便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军事接管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部长……
  陈其五在上海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界,有着颇高的声望。而他的政治见解又恰恰与张春桥涵然不同,很自然的,他成了张春桥的劲敌。
  张、陈面和心不和已久。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至十六日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矛盾尖锐化了。
  会议之前两个月——三月二日至二十六日,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三月二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三月六日,陈毅亦作长篇讲话,声言“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提出应“脱帽加冕”。
  柯庆施对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持异议,不许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传达,而陈其五却上台传达了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于是,代表们对上海文艺界的“左”
  的倾向,大加声讨。特别是巴金,毫不客气地把“姚棍子”批了一通。巴金尖锐地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去,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
  巴金把“姚棍子”称为是“专门看风问、摸‘行情’的‘批评家’”,声言他“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
  巴金讲毕,全场爆发暴风雨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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