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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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次次参加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一次次进行“指导”。正当她欲大展宏图之际，于一九五二年二月病倒了，不得不去疗养。
在疗养中，她仍想重返政治舞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她曾忽地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赞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她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周扬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来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显然，周扬没有把她的意见放在眼里。
十月十六日，再度发生重大的转折：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了周扬这样的“大人物”，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
毛泽东的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有人”，正是指江青。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遵嘱毛泽东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江青第二次又获得了胜利。
紧接着，她又病了。一病，就是七年——从一九五五年病到一九六二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样两个空头官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她决心第三次涉足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
她从前两次的较量中，已经有了经验——只有借助于毛泽东的崇高威信，她才能胜利。
一九六二年九月，就在毛泽东发出“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她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何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
于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二月下旬，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何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说实在的，张春桥对她并不陌生。当年，崔万秋常常跟他说起蓝苹。他从报纸、画刊、电影中，早就认识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个心眼儿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面前倍尽小心。
她对张春桥呢，虽说当年同在上海滩，而且说不定还在崔万秋家见过这个穿蹩脚西装的狄克，不过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会记得住这样的小人物的。何况，张春桥也尽力假装不知她的底细，一字不提三十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的一块心上的创疤。
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她与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结识了。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张春桥在一旁细细观察着。他发觉，江青依然保持当年蓝苹的风度，口若悬河，不断地做着手势，常常放声大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女人。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善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为三点：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从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张春桥。
在“女客人”坐着软卧包厢离开上海之后，一颗信号弹从上海《文汇报》升起。
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壁辉”。这是根据江青的旨意，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梁壁辉”何许人？俞铭磺的化名。
《“有鬼无害”论》批谁？批孟超的《李慧娘》，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孟超，江青的老乡——同是山东诸城县人。他比江青大十二岁。早在一九二四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一九六一年《剧本》第七、八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赞扬了昆曲《李慧娘》。
作为同乡，江青不仅熟知孟超其名，也了解他的家世。自然，孟超的《李慧娘》的上演，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给这出历史剧“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心想，你为“毒草”叫好，连你一起批！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那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有姚文元那样的棍子，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阿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关于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把她的“认识过程”谈得很清楚：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如今，人们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两出戏的书记”
新鲜，新鲜，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的张春桥，忽然借起电唱机、录音机来了。
新鲜，新鲜，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张春桥家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唱京戏的声音。
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忽然成天价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在那里细细听着《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群英会》、《三岔口》。
恨只恨，当年的狄克怎么只顾着骂鲁迅，不去学几句京戏？如今，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古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从“女客人”那里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张春桥就马上意识到，赶紧学点京剧！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她是比柯庆施更好的“梯于”。投其所好，顺着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一条接近她的捷径。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意儿。”
“我对西皮有怕。”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万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
“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
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