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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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对于于会泳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组前往北京演出，刚刚住了下来，一辆红旗牌轿车急驶而至。
从车上下来两个一身戎装的中等个子的男人，一望而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剧组头头三步并成两脚，迎了上去。
“于会泳怎么没有来？”已经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口气就是冷飕飕的。显然，他对上海的情况了然若指。
“他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审查去了。”剧组头头答道。
“于会泳会有什么问题？！”张春桥逼问道——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早已把于会泳给“蒋军官兵的弟兄们”写信等问题上报张春桥。
“不清楚。”剧团头头推诿道。
“据我了解，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有意要整他！”张春桥狠三狠四地说道，“你马上打电话给上海，说江青同志要接见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必须放人！”
说罢，张春桥又硬硬地补充了几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气已经很大的了：“你告诉上海，这是江青同志的决定！如果上海音乐学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传部长去做工作；宣传部长不行，那就派市委书记去做工作！”
连宾馆都不进，张春桥和姚文元钻进轿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于会泳就坐着飞机，来到北京，受到江、张、姚的“亲切接见”。
于会泳终于跳出了政治危机：“文革”开始以后，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把他“揪”
了回去，关进了“牛棚”……
一九六六年底，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喝令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头头们一个个跪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那种飞扬跋扈的气势，纷红骇绿，真可谓“盛气凌人”……
这个“江记”文化部长大抵也自知民愤太深，所以在“四人帮”就逮之后，他便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打响批《海瑞罢官》这一炮
自从“提携”了于会泳之后，张春桥有了左右手：通过于会泳抓“革命样板戏”，通过姚文元完成另一桩“绝密”任务。
这桩“绝密”任务，在上海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柯庆施和张春桥。
这桩“绝密”任务，就是江青交办的批判《海瑞罢官》——后来，“文革”便是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笔者已在《姚氏父子》一书中详加描述，揭开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内幕。此处，不能不交代几句——因为批判们每瑞罢官》，不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里程碑”，也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而且还是江、张、姚结帮的契机。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于是，她下决心，自己找“笔杆子”，自己组织批判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颜色看看。她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时，对中宣部、文化部实行保密。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于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持过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当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于与周扬较量，如今当然敢于批吴昭。何况，她有“恩”于“小人物”，更会使“小人物”听命于她。
出乎意外，李希凡这一回犹豫了。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江青碰了钉子，愤懑不平。
她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决心，那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她的过去的历史，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何庆施的支持下，《“有鬼无害”论》一文终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她寄希望于上海了。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姚文元回家之后，从底楼走上二楼，走进了《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的家。
“王维同志，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我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向王维请假时，没有说明写什么东西。
“你去好了！”王维是个爽快的人。他知道，柯庆施常常给姚文元下达“批判”任务。
从那以后，姚文元很少上楼了。王维难得见到这位邻居一面。他从不透露最近在写什么。
从那以后，原本文章不断见报的姚文元，忽然变得沉寂起来，难得在报刊上露面。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作出了判断：“姚文元一定在写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侧击了一阵子，姚文元连一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才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总算为历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伯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哈，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许《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江青的讲话之中，也有大言不惭、掺假之处，那就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她以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依仗于毛泽东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一回批《海瑞罢官》，她又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及利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所说的“江青他们”，就是指江青、张在桥和姚文元。
虽说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老土地”，当时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报》工作，深谋远虑的张春桥却选择了《文汇报》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话很妙：“《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出面不方便。《文汇报》是一张民；司色彩的报纸，便于‘开展讨论’……”
据《文汇报》总编对笔者说，他是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前一天，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在此之前，他一无所知！他看到的，并不是姚文元的手稿，而是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保密车间排印的大字本。他是奉命刊登——奉张春桥之命刊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除了照发之外，别无选择……
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
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六十多年的历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毛泽东倒颇为赞赏，甚至说了这样的说：
“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在打响批判《海瑞罢官》这一炮半年之后，张春桥在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其实，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
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一九六四年月七月十四日，即《关于赫政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这五个人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义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义章突然出现在七海《文汇报》上，陡地全国卷起一阵狂澜。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事先毫无所知。何况姚文。
所批判的吴晗是北京以副市长，而彭真则是北京市市长。
彭真从头至尾，细细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虽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但他仗义执占：“《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哪里是毒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你们上海不是出演过《海瑞上疏》，难道你张存桥没有责任？”彭真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也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发表谈话，支持姚文元。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足‘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