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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

张春桥传-第30部分

小说: 张春桥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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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封掉刘瑞龙的口!”张春桥咬牙切齿道。
  接到张春桥的密令,“扫雷纵队”出动了。刘瑞龙的种种“罪行”,被写入一期期简报。
  张春桥回避了,把妻子文静推到台前。文静召见游雪涛,旁边坐着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三个人合演一出戏:文静根据简报的内容口授,何秀文笔录,最后由游雪涛署名。
  这样,一份游雪涛揭发刘瑞龙的报告,便送到张春桥的办公桌上。
  张春桥大笔一挥,作了如下批示:
  “刘瑞龙是个大坏蛋。……要认真组织力量批倒批臭。”
  张春桥这么一“批示”够刘瑞龙受的:批斗,隔离,写交代游雪涛在追查“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时,还有一大发现:参与“炮打张春桥”
  的某红卫兵头头,“在中山医院住院养病时,被市委联系红卫兵组织的联络员李某某所收买。李是华东干部,与陈丕显关系密切……”
  《扫雷》简报送上去没几天,李某某被“工总司”抓走,据说是要让他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
  “扫雷纵队”还查了“红革会”头头们的父母的档案,写成一份份简报,把一大把“辫子”抓在手中……
  游雪涛越来越受到张春桥的重视。“扫雷纵队”与张春桥之间,由游雪涛单线联系。
  每当张春桥从北京来到上海,游雪涛便经常出入于兴国路。诚如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所言:“每当游雪涛来电话要求面谈,张春桥总是立即答应,或迅速安排时间。游雪涛是受张春桥重视的特殊人物。”
  每一次谈话,只有张、游两人低声耳语,连何秀义也不能在侧。
  张春桥与游雪涛谈话时,只许游雪涛用脑子记,不许用笔记本记。
  游雪涛是个聪明人。虽说张春桥不让他记笔记,他另有高招:一回到兴国路毗邻的高邮路家中,他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本红色人造革面的活页大笔记本,赶紧把头脑中记忆犹新的张春桥的原话,倾注于笔记本之中。这个笔记本现存于游雪涛案卷。于是,张春桥与游雪涛单独密谈的内容,总算大白于天下。
  以前面已经提到的“老人串连会”为例。游雪涛写给张春桥的密报中,是这样的:
  长江以南,存在着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反革命武装,同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由一个“十人小组”即老人串连会领导……而后台则可能是陈丕显。
  张春桥在北京对这一情报非常关注。据游雪涛的笔记本所记,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张春桥趁返沪之际在兴国招待所约见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如原文所记: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找你随便聊聊。
  你们最近在忙什么?我看(了)你们发的动态……
  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了没有?
  老人串连会的后面是什么,你们掌握了没有?
  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
  是哪些人来跟陈丕显联系的?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
  一个接一个问号,张春桥问得够仔细的了。他的每一句问话,都成为“扫雷纵队”侦查的内容,成为下一期《扫雷》所要提供的情报。
  “扫雷纵队”成为张春桥专用的一支别动队。张春桥为游雪涛送来的各种绝密情报,写下亲笔批示达五十四件之多。他在游雪涛的《一年工作总结》上写道:
  “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这句“谢谢同志们”,曾使“扫雷纵队”
  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张春桥已经是“中央首长”了,只能讲“谢谢同志们”这样“最高指示”式的评语。文静则把话说得更为明白:
  “将来有两个人,可以当公安局长。一个是王洪文,这个人做事有魄力,另一个是游雪涛,这个人有办法,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秘密地替你弄得来。两个人各有特点,王洪文适合公开的工作,游雪涛适宜于作秘密工作。”
  在文静的话中,一是把游雪涛与王洪文相提并论,二是以“公安局长”职务相许,难怪游雪涛肝脑涂地,仍要效忠于张春桥了。他给主子写下这般感激涕零的信:
  “过去的一年,是我参加工作十八年来最幸福的一年”,“知道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及我近来的情况,不禁热泪盈眶。”
  怀仁堂的论战
  自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党政大权落入张春桥手中之后,张春桥的目光转向北京。野心勃勃的他,觊觎着中央党政大权。
  二月十二日上午,一架银色的专机从上海起飞。机舱返坐着一身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自从毛泽东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他们也马上效访了。
  此刻,他俩的脸上漾着微笑——“一月革命”的胜利微笑。
  专机刚刚降落在北京机场,红旗牌轿车便载着他们直奔钓鱼台。那里,已成为“中央文革”的领地。江青已在那里等候他俩的到来。
  当天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向最高领袖汇报“一月革命”的“盛况”……
  张春桥身上那“一·二八”冷汗早已干了。他,得志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就在张春桥回到北京的第四天——二月十六日,他又在怀仁堂挑起一场大论战。
  坐落在中南海之畔的怀仁堂,原本是清朝所建的“仪鸾殿”。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召开,使怀仁堂著名于世。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此召开。这里的气氛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一直是和谐、欢悦的。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一辆辆红旗牌轿车接连驶往怀仁堂。周恩来在这里召集中央碰头会,却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之战。
  最初的火星,是这样碰撞产生的:当张春桥刚从轿车里钻出来,另一辆红旗牌轿车来到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大谭”。
  “大谭”、“小谭”曾闻名于华东。“大谭”即谭震林,“小谭”乃谭启龙。
  谭震林是张春桥的老上级,解放初,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尽管成了“新贵”之后,张春桥再也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而在“大谭”看来,张春桥还只是张春桥罢了。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见到张春桥,头一句话便使张春桥不快。
  陈丕显是谭震林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友。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的进京省、市委书记的名单中有陈丕显,理所当然地这么问张春桥。
  张春桥呢?他的“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就在于打倒了陈丕显。他傲然回答了谭震林的问话:“他来不了,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一听,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冷笑:“党组织?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大谭”报以讥笑:“喔,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张春桥眼睛一翻,气嘟嘟地管自走进会场。
  周恩来刚刚宣布会议开始,谭震林就第一个发言: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的目光逼视着坐在斜对面的张春桥。
  张春桥重弹老调:“群众不答应嘛!”
  谭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霍地站了起来,当着众人面前,痛斥张春桥: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你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这边,谭震林的两侧坐着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余秋里。
  那边,张春桥的两侧坐着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姚文元、王力。本来,这样的场合,江青是必定要出马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江青“批判”陶铸时,讲了一些出格的话。毛泽东批评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她一生气,说自己“生病”了。
  两军对垒,阵线竟是那样的分明。
  谭震林说罢,一肚子气,走过去穿衣服,看样子要走。他手中拿着大衣,指着对面的那一帮子人说道:“就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候,周恩来站了起来,劝住“大谭”,拿下他手中大衣。
  陈毅也站了起来说:“不要走,要在这儿斗争!”
  谭震林一听,回过身来,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大声地说:“陈老总,我不走!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儿也不走!”
  这时,陈毅怒火中烧,放炮了:“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有许多老于部挨整。
  ‘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引者注:指当时康生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过整吗?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现在,不能再重复这些错误!“
  陈毅的话,直刺对面那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康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陈老总快人快语,继续放炮:“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张春桥的脸,像冻住了一般,毫无表情。唯有他的眼珠在转动。谁“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谁瞪。他竭力用脑子记住对方的每一句话。他并不马上“回击”。
  他一言不发。他有充分的“涵养”。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他曾主动“邀请”一批历史学家开座谈会,“虚心”地“征求意见”。历史学家们指着他鼻子痛骂,他也毫不动气。他向来的策略是“后发制人”。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则仿佛成了记录员似的,两支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记下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
  在陈毅猛烈地放了一通炮之后,叶剑英说话了:“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也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呢?”
  李先念上阵了。他往日讲话总是那样不紧不慢,此刻他的语气显得急促:“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
  听到这里,谭震林又激动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在办公室里,跟前有秘书;回去到家里,跟前有孩子。我只能背地里流泪!”
  李先念深有同感,说道:“我也哭过三次!”
  这时,坐在对面的谢富治,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不要从个人出发嘛,要从全局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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