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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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根据？”
“一本书上写着。”
“哪一本书？”
“不记得了。”
“你再想想看。”
“真的不记得了。”
“你要明白，这是事关你的‘定性’的问题：你讲出了出处，那么，你只是‘传谣’：你讲不出来出处，那就说明你是‘造谣’。造谣比传谣的性质要严重得多。”
其实，葛正慧心中也明白，审讯者为什么反反复复追问根源：因为他一旦讲出了那本《鲁迅先生轶事》，那本书马上就会被销毁。在上海图书馆，只有一册《鲁迅先生轶事》。那本书当时印数很有限，流散在社会匕的，恐怕早已荡然无存。上海图书馆那本《鲁迅先生轶事》，已成孤本。口说无凭。即使有魏金枝（受“四人帮”严重摧残，于一儿七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含冤去世）、于黑丁作证，张春桥也可矢口否认，反诬他们为“造谣”。唯有那本一九三七年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白纸黑字，印得一清二楚，张春桥无法抵赖。纵然葛正慧死去，只要那本书还在，后人依然能够查清“狄克=一张春桥”这一公案。
一次又一次提审，焦点越来越清楚：要他交代出那本书的书名。
葛正慧，人们称他为上海图书馆的“活字典”。他的记性甚好。他清楚记得《鲁迅光生轶事》放在哪个书架上。但是，他也清楚，这本书是没有卡片的，属于“非流通书”，即不外借的。它混在数以万计的“非流通书”之中。不谙内情，想找到这本书，犹如大海捞针。
他咬紧牙关，以生命来保护那本书。
他像放录音似的，总是这么说“上海图书馆的书那么多，我看过的书那么多，哪里能记得起是哪一本书上看到的呢？但是，我确确实实从一本书上看到的，这一点没有记错，绝对不会记错
啪，一记耳光，他的牙齿也被打掉了，鲜血从唇间汩汩而出，染红了他多日未刮的胡子。
游雪涛自食苦果
上海高邮路。
灯下，游雪涛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案卷，以至当子夜悄然到来，他还不觉得。
下午，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王承龙说是有事找他，他就赶到了“康办”。
“有个案子，你把案卷带回去看看。”王承龙的话很简单。
刚刚把徐家汇藏书楼案件脱手，游雪涛一听说来了新的案子，不由得又兴奋了起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福尔摩斯”，没有案子仿佛就感到空虚。
王承龙把一个牛皮纸大口袋给了他。他的视线只注意那案卷，并没有注意王承龙的表情。
回到家中，游雪涛就从牛皮纸口袋里，取出厚厚的案卷。
案卷上写着一行字：“纪某自杀案”，旁边打了个问号。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案子。
此人的经历很曲折，跟游雪涛有点类似，也从事着秘密工作，但那是在“文革”之前。
在“文革”中，纪某受到了冲击，受到了审查。此人属要犯，隔离室的看守十分严密。
突然，砰的一声，纪某从楼上摔下，虽然身穿厚厚的棉衣，仍当即死亡。
据说是自杀。
可是，纪某是从二楼厕所窗口摔下，那窗口又高又窄，下有水斗，很难爬上去。
可能是他杀——有人要杀人灭口。
自杀？他杀？他杀了自杀？游雪涛像遇上一道数学难题，在那里反反复复捉摸着。他把案卷看了一遍又一遍，画出了地形图，排出各种可能性……
第二天，游雪涛带着案卷，来到“康办”。他找到王承龙，正想把自己的办案设想说出来，不料，王承龙一把夺过案卷，嗤之以鼻：“谁要你办案？”
游雪涛顿时像浇了一盆冷水。须知，他的满眼红丝，全是昨夜看这案卷熬出米的。他惊诧道：“不是你把案卷交给我的吗？”
王承龙的脸，布满了乌云：“这个案卷，是给你青一看、想一想的。你回去吧！”
游雪涛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中。他的耳际，一直回响着王承龙刚才的话音：
“这个案卷，是给你看一看、想一想的。”
游雪涛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王承龙给他看那个案卷的含意：你跟纪某一样，不得好死！放聪明点，自己结束自己吧！
“大难临头！”游雪涛意识到，王承龙脸上的乌云，很快就会化为倾盆大雨。
他拿出手枪，压弹入膛，插在腰间，他把胶卷埋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他早就提防着张春桥会有朝一日翻脸不认人：他把一期期简报上张春桥的手迹，都用照相机拍下来。如果张春桥赖帐，他就把铁证掼出去！他深知张春桥是一支狡黠多端的老狐狸，他不能不防他一手……每一回，他从张春桥那里回来，也总是随即把张春桥口头指示立即记下来，同样是为了日后摊牌时甩出去。
他的红色人造革封面的笔记本第二十四页写着一段重要的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王少庸同志传达张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的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张春桥打开天窗说亮话，把“扫雷纵队”的工作清清楚楚地说成是“特务活动”！
游雪涛仿佛觉得，每天都在深渊上空走钢丝，迟早有一天会摔下去。
“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这“人家”，不仅仅是陈丕显、曹获秋，也包括张春桥的同伙。因为张春桥不仅要战胜政治上的对手，也要监视着自己的僚属！
张春桥所绝对信任的，只有他自己！
在张春桥指使之下，游雪涛所进行的“绝密”的特务活动，日渐被张春桥的伙伴们所察觉……
密报！密报！“赤卫队”（死保原上海市委的工人组织，“工总司”的对头）
这组织是王少庸拉起来的，连这名字也是王少庸起的——有一回，游雪涛在王少庸（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家喝酒，王少庸酒后吐真言。这番话，游雪涛立即向主子张春桥报告。
密报！密报！王承龙排除异己，独搅大权，反对徐景贤，连张春桥也不放在眼里。
密报！密报！王洪文丑事种种……
游雪涛甚至对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姚文元，也打上一个大问号。他密告张春桥，姚文元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后台，“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真正策划者可能是姚文元！于是，停发了给姚文元的《扫雷》简报……
上海“五三”——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承龙、王秀珍，都上过《扫雷》简报，充满对游雪涛的愤怒。
衡山饭店。“司令”王洪文设宴款待“福尔摩斯”游雪涛。酒过三巡，“司令”
说出了本意：“游雪涛，你我有数、日后，你的简报，每期送我一份！”
“简报？什么简报？我们群工组不印简报呀！”游雪涛假装糊涂。
“别给我来这一套！”王洪文提高了声调，喷着酒气说，“就是你给春桥同志的简报！”
“那……”游雪涛无法支吾了，便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搬了出来，“那我得请示一下春桥同志！”
此后，王洪文依然看不到《扫雷》简报，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却又无法迁怒于游雪涛——也许，真的是张春桥不让他看简报！
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244”实行了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但是“扫雷纵队”的名声渐渐外传。
有人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告：张春桥在上海搞特务机关、特务活动！
有人称游雪涛那“244”，是上海市“革委会”的“第二办公室”、“地下办公室”！
风声传到毛泽东耳中！
江青紧张了，当即转告张春桥。
张春桥的伙伴们，也纷纷发话了。
姚文元皱着眉头，问徐景贤：“游雪涛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这句话，充满着对“244”的疑虑之情。
朱永嘉对徐景贤说的话，更加直截了当：“像游雪涛这种搞法不行，这种搞特务的方法很危险，将来要把你牵进去的。”
徐景贤只得出面，向张春桥反映来自伙伴们的担忧。
张春桥说什么呢？他，简直像泥鳅一样的滑：“还是应当肯定他们前一段做了不少工作的……只是他们的搞法有点像搞情报系统，这只有非常时期才能用，而且搞的还是苏联‘格伯乌’的一套……”
还是由徐景贤出面，找游雪涛谈话，发出了警告：“你们的搞法有点像情报系统，作法上有点像‘内务部’，办下去的话谁领导你们？……对你们这样的组织是不能领导的。如果给人家抓把柄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那问题就大了。”
游雪涛感到不妙。
夜深人静，已经睡熟了的游雪涛，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从枕头下拿出了枪，一个箭步冲上阳台。
妻子困惑不解。
半晌，游雪涛才说：“刚才，我梦见王洪文带着‘文攻武卫’来抓我！”
最使游雪涛心寒的，是主子的冷漠：几天前，听说张春桥和文静在“康办”看大字报，游雪涛赶紧跑过去。当他喊着“春桥同志”的时候，张春桥和文静居然毫无反应，仿佛不认识一样！
其实，张春桥是一个走一步、算十步的人，他早就给自己留好退路。
一开始，张春桥就警告过游雪涛：“永福路的情况讲出去，是要杀头的！”
此人在给游雪涛写下种种批示时，也都给自己打好埋伏，以便日后可以覆手为雨：
“游雪涛同志：把这样一套东西编起来作什么？不要保存了。”
“游雪涛同志同各方面的联系还是太多，要他十分警惕。”
在风声越来越紧的时候，张春桥要秘书把游雪涛写给他的几十封密告信，全都付之一炬。张春桥一边看着秘书烧信，一边解释说：“没有用了，烧掉算了。”
文静也耍滑头了：“我与游雪涛没有工作关系。只是作为熟人，有时在一起吹吹。”
她说得多轻巧，把游雪涛向她密告和她代表张春桥发布“指示”，全说成了“吹吹”而已。
说实在的，从心底里，张春侨对“扫雷纵队”视若掌珠。迫于种种舆论压力，何况张春侨已经渡过了两次炮打的“非常时期”，在上海扎稳了根基，他不得不解散那个“244”。
一九七○年八月，由徐景贤出面，代表张春桥约见游雪涛：“从明天起，你下工厂劳动！”
那时，盛行“劳动惩罚论”。堂堂的“扫雷纵队”头头“下工厂劳动”，意味着一切完蛋！
游雪涛气急败坏，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文静同收”由吴某送交上海外滩“市革会”大楼收发室。
那信，是写给张春桥的。
游雪涛发泄心中的愠怒：
我不理解，为什么把永福路的人置于转过身要枪毙的地步？！
我好比一头受伤的熊，躲入树林，舔于自己身上的血，准备战斗！
上海“四王”抓“五一六”是“五一六”！……
他的前两句话，意思清清楚楚，第三句却近乎绕口令。此处的上海“四王”，是指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秀珍。另一“王”——王承龙，已被张春桥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所翦除。“五一六”即“五·一六分子”。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全国开展所谓“清查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