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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

张春桥传-第48部分

小说: 张春桥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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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六日晚。妇产科医院三楼手术室,灯光通明。
  手术台上躺着的不是张佩瑛,而是兔子。
  调查组正、副组长及组员在一旁仔细观察。
  兔子戴上面罩。输氧。一分钟后,兔子全身青紫,与张佩瑛死亡过程酷似。
  结论:
  “动物实验,证实了新华医院麻醉科的推测是正确的——患者死于笑气中毒。”
  四月七日。中山医院。
  调查组与方兆麟谈话。
  四月八日。中山医院。
  方兆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检查。张佩瑛死因大白。
  方兆麟检查:
  “我在心脏按摩后,在一旁休息,突然见到麻醉机上笑气筒下部四周有湿与霜,感到奇怪。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必有漏气。我再看一下麻醉机,原来是一台单向的,只能用氧气的麻醉机,我顿时大吃一惊,几乎瘫掉了!”
  根据方兆麟的检查,不妨重演三月三十日上午的镜头:
  方兆麟满头大汗,赶到妇产科医院手术室。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去换衣服,洗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去,交给叶景馨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问。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叶医师未用过中山医院那台麻醉机,不熟悉性能,不知道那台麻醉机不能用笑气。她把笑气瓶装了上去,而且打开了开关。
  方医师呢?在匆忙之中,也疏忽了。他是主任医师,而且常用那台麻醉机。不过,如他所言:“麻醉的准备工作大多数是科里同志或进修的同志准备好的。由于误装了笑气,开关又开着,大量的笑气直接进入氧气管道。”
  经过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用气相色谱仪测定,由于误装了笑气、以致输出的氧气中,笑气含量高达百分之九十六,而氧气仅占百分之四。
  于是,给病人输氧气,变成了输笑气!
  在抢救时,越是想多输氧气,结果输入的笑气越多。
  张佩瑛之死,便是死于笑气窒息。
  方兆麟医师承认了错误:
  “第一,由于工作粗心,出了医疗事故,造成病人死亡,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
  “第二,当自己发现笑气瓶上结霜,知道了事故的原因,由于想到死者是张春桥的妹妹,心中极为害怕,不敢主动说出事故原因。”
  直至今日,当我采访方兆麟医师时,他仍重复十二年前说过的话,依然为自己的过失感到痛心。
  他在写出检查之后,请求领导给予处分。
  事情到此,可以说该拉上大幕,宣告“剧终”了。
  四月十一日,中山医院党总支书记Fa,起草了调查报告。这一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查结果:
  “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发现方兆麟重大政治问题。
  “在业务上,方兆麟一贯埋头工作,认真负责,服务态度较好,抢救病人随叫随到,从不计较时间,并有一定的钻研精神。
  “方兆麟担任麻醉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各种麻醉的操作都比较熟练,有关麻醉学方面的知识也比较全面。他自一九五八年起担任华东医院的高于会诊和手术时的麻醉工作,亦曾多次赴外地为高干或高干家属做麻醉工作,均未出过麻醉死亡事故。
  “方兆麟基本上拥护党、拥护毛主席。
  “据我们了解,方兆麟同志平时与张佩瑛同志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听到他对张佩瑛同志的什么议论。”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是张佩瑛手术的主持人。她也实事求是,不仅同意中山医院党总支的报告,而且十分中肯地说:“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张佩瑛之死不是政治事件。”她在报告上加了一段话:
  “我们认为,关于这次麻醉死亡事件,从方兆麟同志一贯的表现分析,到目前为止,未发现阶级报复的政治事件的依据。”
  调查报告上报上海市委,还附了方兆麟医师的检查。
  方兆麟写道: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我一定要牢记这一沉痛的教训,一方面请求组织上给自己一定的处分,一方面要积极工作,认真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
  喧闹一时的张佩瑛死亡事件,渐渐平息。
  “红房子医院”恢复了平静。
  中山医院恢复了平静。
  一封密告信飞到徐景贤手中
  历来,人们总是把“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视为最危险、最可怕。然而,更危险、更可怕的莫过于趁人之危,投井下石!
  有人向张春桥家属偷偷报告调查组“右倾”。
  一封密告信,先是飞到正在华东医院住院的徐景贤之妻葛蕴方手中,要她转交徐景贤。鉴于张佩瑛之丈夫,乃葛蕴芳之表兄,葛蕴芳表示“回避”不肯代为转交。
  很快的,这封密告信又飞到徐景贤保健医生手中。于是,便展现在徐景贤面前。
  此信影印件存于那堆秘密档案之中,摘录原文于下:
  徐景贤同志:您好!
  我们想就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调查工作,向市委领导同志反映一点情况,提出一点意见……
  我们参加调查工作过程中,感到上医党委Fe和中山医院总支态度暧昧……
  我们的想法是,就日前的材料看未,不能用“粗枝大叶”来解释。政治疑问不少,应当趁热打铁,搞得水落石出。
  我们感到,如果张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问题就要想得复杂一些。
  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个人的问题。中山医院现任总支书记Fa是空四军的……
  我们恳切希望市委领导同志组织适当人员,继续深入调查。
  信末,签署着两个人的姓名,写信日期为“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本文姑且不予披露密告者的姓名。
  信的附件,对调查结果一口气提出了十个问题。
  鉴于两位写信者是调查组的组员,熟知内情,而且提出的十个问题,个个在“纲”上、“线”上,理所当然引起了“马徐王”的重视。
  “马徐王”当即抓住那封密告信,做起文章来了。
  王秀珍最为起劲,提笔批道:
  “这些问题提得很好,都很重要。要把这些问题彻底查清,查个水落石出。”
  马大水到底在政治舞台上混过多年,一字一句很注意斟酌:
  “同意秀珍同志意见,一定要抓紧弄清这些问题。”
  徐景贤写道:
  “同意秀珍、天水同志意见。”
  为了“查个水落石出,”,“马徐王”决定另建调查组——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个行动诡秘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一九七七年一月,当北京建工部来沪外调那个调查组的“灵魂”——Q的时候,王秀珍写了如下交代:
  张佩瑛死亡事件,开始是由市文教组、市卫生局和一医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下来说成是责任事故、我看了这个情况后,认为这个案件说成责任事故是右倾。
  文静对我说:一医和文教组联合调查组右倾,要我告马天水认真抓这个案子。她还说,张春桥知道张佩瑛死了,他很难过。我把李文静讲的,告诉了马天水。因此,我讲调查组右倾,马天水也讲右倾。我还恶狠狠地批了调查组的同志。
  那个调查报告,曾同时送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没有出面。由王洪文打电话给马天水,还写了批示,大意是:这个调查组严重右倾。张佩瑛的死亡,要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看、来查,是阶级报复等等。
  根据王洪文的黑指示,我和马天水、徐景贤商量后,认为调查组要加强力量,充实人。我提出把Q暂借出来,可担任调查组副组长。还要从工宣队抽一点人,加强这个调查组。马天水、徐景贤都同意。
  按照王洪文、张春桥的黑指示和授意,要查出一个阶级报复案,给这个案子定了调子。调查组就是按这个框框和调子去调查的……
  徐景贤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也作了类似的交代。其中谈及:
  “成立调查组时,马大水说:‘这件事张春桥不好表态,我们决定算了。’但事后调查小组的报告,都由我送给张春桥秘书何秀文,由他转给张春桥看。”
  就这样,本来已经闭上了的帷幕,又重新拉开。秘密调查组鬼鬼祟祟地登台了,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荒唐的悲剧……
  幕后导演稳坐“钓鱼台”
  那封掀起狂澜的密告信,来历不凡……
  “马徐王”如此看重那封密告信,因为此信虽然出自调查组的两位组员之手,而不出面的的导演即是那个在北京稳坐“钓鱼台”的张春桥。
  密告信的作者之一,便是“红房子”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此人跟张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Y本人交代: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天晚上,张佩瑛的丈夫打电话给他,说张佩瑛腹痛。请他安排住院;
  张佩瑛住院后,起初住的是三个人的房间,是他给她安排了单独居住的病房。
  不久,甚至连张佩瑛的丈夫发烧,也是经他安排,让张佩瑛的丈夫住入妇产科医院的病房—一这成了“红房子”医院议论纷纷的怪事,妇产科医院里怎么会冒出男性病人?
  张佩瑛的手术方案,是在他领导下制订。那此名医,是他去请。那手术方案,是他送到张春桥妻子李文静手中,请她“审阅”;当张佩瑛突然死于手术台,是他当场痛哭不已;他同张家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连他自己都承认,一九六六年,他第一次来到张家,张佩换的丈夫就对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佩瑛一直讲你是她的好朋友。”
  在“张死事件”发生之后,他跟张佩瑛丈夫的联系更加密切。调查组的一举一动,通过他这根内线,把“信息”立即传输到张家……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晚,张佩瑛的丈夫约Y在他家见面。
  当Y来到张家,张春桥的二弟张铁桥、四弟张月桥、女儿张维维也在那里。显然,这是一次秘密聚会。
  Y读到了来自北京的最新指令—一张春桥写给儿子毛弟(即张旗)的信:
  ……听到姑姑逝世的消息,使我很震惊。为了革命事业,我己有七、八年没有看见过她了。她逝世,我当然很难过,但也不很悲伤。因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有多少好同志、好党员,为党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亲人,我们也为党贡献一个亲属吧。你代我问小白、小兰好!另外,你们自己在这个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要提高警惕,多加注意……
  张春桥的信是写给儿子的,话是讲给别人听的。这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张春桥对张佩瑛之死的态度:绝不是徐景贤公开传达的“春桥同志三点指示”所说的“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而是认定张佩瑛是“在这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的牺牲品……
  在轻声的密谈中,张的亲属清楚地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查清张佩瑛之死,但是作为亲属不便出面写信给徐景贤,而Y是调查组成员,由他出面比较“自然”
  Y心领神会,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一天——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天,Y在下午来到密告信的另一位作者家中,一起写成了那封密告信。信,一式两份。一份送到徐景贤手中,另一份“抄送”张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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