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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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关成志、林福生介始入党。
一九三八合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一九二九年二月转正。
张春桥既然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入党，怎么到了一九二八年八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那位“吴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在上海的“入党”经过，说得最为清楚：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
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原来，张春桥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所参加的是假共产党！可是，张春桥却把它写入自己的入党简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写上“重新入党”的年月……
张春桥离开上海，是因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门，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
在日军统帅水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坐镇指挥下，日军第三、六、九、十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共三十多万人，突然袭击上海。“八·一三松沪战争”打响了。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其中，记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当天的踪迹：
十三号的早上，我得到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向我军进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来，转到公共租界，往北区走去。我想看一看战争发生以后的人们。不但去看，还要深深地发掘，往他们心眼里钻，我还跑到杨树浦的工人区，跟他们谈，跟两位年青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条可以通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引者注：今上海山阴路）
叫作沙虹路的地方去，遥望天通庵火车站的烟火。重炮，机关枪的声音很清楚的随风飘过来。四周静静的，农夫们在晚霞里整理着南瓜黄瓜和别的菜蔬。
黄昏慢慢的后退了，夜占领了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声音一阵阵地传过来。火苗燃燃着跟黑烟卷在一起，叫啸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点钟开的火，我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离开一群工友跑回来，在虹桥，日本兵布满岗位。过来外白渡桥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点钟的时候，我经过老靶子路。到闸北去的路完全断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西捕站着，不准走近通过的铁门往宝山路去，而且，铁门是上锁了。……
就张春桥以上自述可以看出，二十岁的他，富有社会活动力。能跑，能钻，能记，能写，已非等闲之辈。虽说论学问，论标点古书，他不行，可是他的目光早已投注于政治，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一番身手。
上海站不住脚了。张春桥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济南。
张春桥在济南的行踪，从他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战地》半月刊一卷一期上的《韩复渠》一文中，依稀可以查证出来：
“去年九月中我从淞沪战场退出来，到济南……”这表明他抵达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中。
“果然，在我退出济南一个礼拜的时候，济南失守了。”日军攻占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此，张春桥离开济南的日于当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济南，张春桥渡过了行踪诡秘的三个月……
济南。经五路小纬四路富润卫，张家。张春桥的父母张开益、宋蕙兰都住在那里。
富润里却不见张春桥的影子。偶尔，夜深人静，“狄克”才在那儿露面。
张春桥在哪儿安身？
济南，指挥巷十八号。挂着“冀鲁边区游击司令”头衔的复兴社山东省头目秦启荣，在会客室召见了秘密交通员胡彰武（原名胡宪文）。
“这里有两份密件，你务必亲手交到柏俊生手中。”秦启荣的神色显得十分严肃，把两封封得死死的信，交给了胡彰武。他叮嘱道：“两封信里的一封，叫柏俊生马上妥交赵君弼。”
果真，密信送往柏家之后，赵君粥得讯，来到了柏家。
柏俊生的大老婆赵氏取出密信，当面交给了赵君粥。
赵君弼拆开密信，看后当即烧毁。密令只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子中：
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
赵福承
秦启荣（章）
赵福承，也就是赵福成、赵君弼，张春桥的同乡。此人与张春桥之父曾有过同事之谊。他生于一九○五年，比张春桥年长十二岁。
赵君弼颇有来历：一九三○年，他从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之后，便东渡扶桑，在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六年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此后，他出任济南市警察局长。他也是复兴社的山东头目。
就在赵君弼接到秦启荣密令后一个星期，瘦骨嶙峋的“狄克”便翩然而至，住进了这位济南市警察局长的家中。彼此心照不宣。“狄克”独进独出，面孔总是那么刻板，嘴巴总是闭得那么紧。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济南危在旦夕。赵君弼也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这时，才从张春桥的牙缝中，挤出几句话：“赵局长，我要去延安。”
赵君弼先是一怔，随即明白了，说道：“你去吧，我得留在这边干。”
张春桥道：“我到延安去看看。如果干得好，就在那边干下去。如果干不好，我就回来找你。”
几天之后，张春桥在大雪纷扬之中，收拾好行装。
“你穿得太单薄了。”对于这位“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赵君粥格外照应。
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张春桥身上。
“赵局长，太谢谢了！”张春桥感激涕零。
“你走后，还有什么事要我办？”赵君弼问道。
“赵局长，我走之后，拜托您多多关照我的父亲。”张春桥说毕，穿上略嫌肥大的棉大衣，在风雪交加之中走出了赵家。
张春桥走后，赵君弼果真对张春桥之父张开益给予关照，提拔他当上了警察局的庶务主任。
一路风雪弥漫，张春桥的足迹迅即被大雪覆盖。
就在这时，有人在山东单县见到了张春桥。
此人名叫汤静逸。一九八七年十月，九十五岁的汤静逸先生，在上海向笔者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徐州专员兼总指挥。一九三七的十二月，我带部队进入山东，来到单县。单县的县长叫朱世勤。见面时，有一瘦瘦的青年在侧，看上去像个大烟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介绍说，那青年是他的新来的秘书。并夸奖青年“小有才干”。我记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诉我，青年名叫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连连点头哈腰……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
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欢迎陕公（引者注：即陕北公学）唱歌”！
“欢迎党校唱歌”！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
告了邓拓一状
中国的“文革”大幕，是在批判“三家村”的喧哗声中拉开的。
“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也。
攻“三家村”者，乃姚文元。文章是姚文元写的，主意是张春桥的。
其实，张春桥跟邓拓，曾有过多年的共事。
凭藉着“化身之技”，张春桥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兴趣仍在宣传方面。经过几年的苦苦“研究马列主义”，张春桥居然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家重要的报纸。它的前身是《抗敌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主编便是邓拓。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为社长兼总编辑。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此后，一九四九年秋，《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三十七岁的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晋察冀日报》不断地迁移着。报社驻留最久的是河北石家庄附近的阜平县马兰村和平山县滚龙沟。邓拓的《燕山夜话》是以“马南村”为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这“马南村”便取自“马兰村”的谐音。
“狄克”进入《晋察冀日报》，不时与邓拓产生了“磨擦”。
平山县。陈家院。《晋察冀日报》社在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副总编张春桥，在那里作《怎样学习马列主义》的报告：
战争年代，大家忙于战争，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捷径，就是寻章摘句。
马列主义的精华，在于每篇文章的警句。寻章摘句，就是摘马列主义的警句，背马列主义的警句，用马列主义的警句。这是最节省时间、效率最高的学习方法。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的。我的文章中，经常引用马列主义的警句，就是这样“寻”来的……
抽着用废报纸卷着的土烟卷，张春桥不无得意地介绍着自己的“寻章摘句”法。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社长兼总编邓拓，听着听着，双眉紧锁。邓拓没有作声。因为作报告的毕竟是副总编。
张春桥作完报告，又把“寻章摘句”法写成文章，要登在《晋察冀日报》上“推广”。
邓拓不能再忍耐了。他，压下了张春桥的“大作”。
“狄克”发怒了。他向邓拓射出了冷箭。
一封告状信，送到了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那笔迹，跟当年“狄克”写给鲁迅的信，一模一样。
幸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了解邓拓，信任邓拓，使“狄克”告状失败。
历史的现象，常常周而复始。“文革”开始之际，“狄克”伙同姚义元整邓拓，彭真又一次出面保邓拓，只是这时“狄克”已经得势，把邓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