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做女孩-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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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宗教皈依，不是传统方式的获得重生或拯救。我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称作宗教“交谈”的开始。它开启了一段开放式、探索性的对话，终将带领我靠近神灵。
　　第五章
　　倘若有办法知道情况会比变得更糟之前还糟上许多倍，我无法肯定那天晚上我会睡得怎么样。然而在七个艰苦的月份过后，我确实离开了我先生。我最后下这个决定时，以为最坏的景况已经过去，然而这只表明我对离婚所知甚少。
　　《纽约客》杂志曾刊载过一幅漫画。两个女人在讲话，一人对另一人说：“你若真想了解一个人，就得跟他离婚。”当然，我的经验正好相反。我会说，你若想“停止”了解一个人，就得跟他或她离婚。因为这正是我跟我先生之间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彼此都惊恐地发现，我们从世界上最了解彼此的两个人，迅速成为史上最不理解对方的一对陌生人。在这种陌生感的底层，存在着一个糟透了的事实：我们两人都在做对方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作梦也没想过我会真的离开他，而我也从未料想过他会如此刁难，不让我走。
　　我确信当我离开我先生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几个小时内用计算器、一些判断力，以及面对我们曾经爱过的人所表现的诚意，来解决实际事务。我最初提议卖了房子，平分所有财产；我从没想过以其他方式解决。他觉得这个提议不公平。于是我更进一步，甚至建议一种不同的平分方式：财产归他，过错归我，如何？但即使这样的提议，亦未能达成和解。如今我手足无措。想想看，一切都已交付出去，该如何继续谈判？如今我无能为力，只能等候他的回复。离他而去的罪恶感，阻止我考虑保留过去十年内所赚得的任何一分钱。此外，新发现的心灵信仰也使我不愿让我们彼此作战。因此我的立场是——我既不抵抗他，也不去攻击他。很长一段时间，我完全不听从所有关心我的人的劝告，甚至抗拒找律师商量，因为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交锋之举。我想和甘地一样和平解决这一切。我想当曼德拉，当时却没意识到，甘地和曼德拉都是律师。
　　几个月过去了，我的生活悬而未决，等待解脱，等待知道自己的刑期。我们已经分居（他已搬进我们的曼哈顿公寓），却未解决任何事情。账单成堆，事业耽误，房子破败不堪；我先生的沉默，只有在偶尔联系时提醒我是个可耻的混账时，才被打破。
　　而后大卫出现。
　　在那几个难堪的离婚年头，因为大卫——我在告别婚姻之时爱上的家伙——而更节外生枝，倍增创伤。我是不是说我“爱上”大卫？我要说的是，我钻出婚姻，一头钻入大卫怀里，就像卡通里的马戏团演员从高台跳下，钻入一小杯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紧缠大卫，以摆脱婚姻，仿佛他是撤出西贡的最后一架直升机。我把自己所有的救赎和幸福都投注在大卫身上。是的，我确实爱他。但如果我能想到比“绝望”更强烈的字眼描述我对大卫的爱，我就会用在此处，而绝望的爱向来艰难无比。
　　我离开我先生之后，立即搬去和大卫住。他一直是个漂亮的年轻人。生在纽约，一个演员兼作家，一双水汪汪的意大利褐眼（我是否已提过这件事？）令我全身瘫软。机智，独立，素食，满口粗话，性灵，诱人。一个来自纽约郊区的反叛诗人兼瑜伽信徒。神专用的性感游击手，大过于生活，大过于一切。至少这曾是我眼中的他。我的好友苏珊第一次听我谈及他时，看了看我脸上的高烧，对我说：“天啊，姑娘，你麻烦大了。”
　　大卫和我的相识，是因为他在根据我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戏剧中担任演员。他扮演我捏造出来的角色，这似乎说明了问题症结所在。绝望的爱情不总是如此吗？在绝望的爱中，我们总是捏造伴侣的角色性格，要求他们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在他们拒演我们一开始创造的角色时，我们便深受打击。
　　然而，我们在头几个月里一起度过多么美妙的时光啊！那时他仍是我的浪漫英雄，我仍是他成真的美梦。我从未想象过能够如此兴奋与协调。我们创造我们独有的语言。我们出游。我们上山下海，计划一同到全世界旅行。我们在监理所一同排队的时候，比度蜜月的大多数佳偶更快乐。我们为了不分你我而为彼此取相同的绰号。我们一起设定目标、立誓、承诺、做晚餐。他念书给我听，而且——他洗我的衣服。（头一次发生时，我打电话给苏珊，惊奇地报告这项奇迹，就像我刚才看见骆驼打公共电话。我说：“刚才有个男人洗我的衣服！他甚至手洗我的内衣！”而苏珊再说一次：“天啊，姑娘，你麻烦大了。”）
　　小莉和大卫的第一个夏天，看起来就像每一部浪漫电影中坠入爱河的蒙太奇，从海滩戏水，到携手跑过黄昏时分的金色原野。当时的我依然认为我的离婚进展顺利，尽管我跟我先生没在夏天谈它，为了让彼此冷静下来。不管怎么说，在这样的幸福当中，不去想到失败的婚姻是很容易的事。然后，那个夏天（亦称“苟安时期”）结束了。
　　2001年9月9日，我跟我先生最后一次面对面——尚未意识到未来的每次会面都不得不请律师介入调解。我们在餐馆吃晚饭。我试着谈我们的分居，却只是争吵。他告诉我，我是骗子、叛徒，他恨我，再也不跟我说话。过了两天，我在苦恼难眠的一夜后醒来，发现两架遭劫持的客机撞上城里的两栋最高的大楼，曾立于不败的一切，如今成为一堆冒烟的废墟。我打电话给我先生，确定他安然无恙，我们一同为这起灾难痛哭，但我没去见他。那个星期，每个纽约人都放下仇恨，对眼前更大的悲剧表达尊重，而我却依然没去找我先生。于是我们两人知道，一切都已结束。
　　接下来的四个月来我没再睡过，这说法并不夸张。
　　我以为之前我已粉身碎骨，但现在（为了配合整个世界的倒塌），我的生活真正彻底粉碎了。如今想起我和大卫一同生活的那几个月里——在九一一事件以及我和我先生分居之后——所加之于他的一切，不由得使我摇头叹息。可以想象，当他发现他所见过的最快乐、最有自信的女人竟然——当你跟她单独相处时——充满无底的哀伤，他是多么吃惊。我又一次哭个不停。此时他开始退却，也让我看见我那热情浪漫英雄的另一面——孤独如浪人一般，冷静沉着，比一头美国野牛更需要个人空间的大卫。
　　大卫突然间撤离感情，即使在最佳状况下，对我可能也是一大灾难，这还要考虑到我必须是世界上最乐观的生物（像是金色猎犬和北极鹅的混合物），但现在我却是在最糟状况下。我失魂落魄，只想依赖，比被人抱在怀里的三胞胎早产儿更需要关爱。他的退缩只是让我更需要他，而我的需要只是更促成他的退缩。不久，他在我哀求的炮火下，撤退而去：“你要去哪里？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约会小技巧：男人喜欢这一套。）
　　事实上，我已对大卫上了瘾（我自我辩护的说法是，这都是他这个致命男一手培育而成的），而如今他的注意力动摇，我便遭受可以预见的后果。上瘾是每一个以迷恋为基础的爱情故事所具有的特征。一开始，你的爱慕对象给你一剂令人陶醉的迷幻药，你从不敢承认需要它——一剂强有力的爱情兴奋剂。不久，你开始渴望那种全副心思的关照，就像任何毒瘾者如饥似渴的药瘾。不给药时，立即病倒、发狂、衰竭（更甭说对最初鼓励这种瘾头、而今拒绝再交出好东西的毒枭极为愤慨——尽管你知道他把药藏到什么地方，但还是可恶至极，因为他从前是免费奉送给你的）。下一阶段，瘦骨如柴的你在角落里发抖，只能确定自己只要能再拥有一次“那个东西”，即使出卖灵魂或抢夺邻居亦在所不惜。同时，你的爱慕对象逐渐对你感到厌恶。他看着你就像看一个陌生人，何况还是他曾热爱过的人。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你很难责怪他。我是说，瞧瞧你自己吧。你一塌糊涂、教人泄气，连自己也认不出来。
　　于是，你达到迷恋的终点——残酷无情地自贬。
　　今天我之所以能够平心静气地写下这些文字，都足以证明时间的治愈力，因为当事情发生时，我并未能接受事实。在婚姻失败、城市遭受恐怖袭击后，在难看的离婚当中（我的朋友布莱恩称此种生命经验为“连续两年，每天出一场悲惨车祸”），又失去了大卫……唉，这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大卫和我在白天继续过我们的和乐日子，然而夜晚时分，躺在他的床上，我成了核冬天的唯一幸存者，而他显然一天比一天离我而去，仿佛我患上了传染病。我逐渐恐惧夜晚，仿佛夜晚是施刑者的囚牢。我躺在大卫漂亮却遥不可及的熟睡躯体身边，卷入一阵寂寞的恐慌以及精心策划的自杀念头。我的身体的每个部位都令我疼痛。我觉得自己像某种原始的弹簧机器，绷得比建造时的承受度还紧，即将爆裂开来，对站在附近的任何人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我想象自己的器官飞出自己的躯体，只为了逃避内心猛烈的悲哀。大多数早晨，当大卫醒来时，多半发现我在他床边的地板上间断地睡着觉，缩在一堆浴室毛巾上，像一条狗。
　　“又怎么回事？”他问——又一个被我搞得筋疲力竭的男人。
　　我想，在那段期间，我大约瘦了三十磅。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