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家族的女人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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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清宣统二年）农历三月十八，一个壮实的男婴在丰镐房呱呱坠地。这年，蒋介石23岁，毛福梅28岁。喜报飞到日本，做了父亲的蒋介石也大喜过望，蒋母通过族辈并征得蒋介石同意，给孩子取了个寄托厚望的名字———建丰（即蒋经国）。蒋介石觉得有了孩子，天地也宽得多了，蒋氏有了后代，老母有了慰藉，妻子有了寄托，他的责任也轻了许多。建丰（经国）出世，蒋氏丰镐房春意盎然，喜气洋洋。最高兴的当然还是毛福梅。结婚9年了，丈夫像一只风筝，若即若离，飘忽不定。从上海回来后，似乎感到她与“风筝”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如今好了，有了孩子，她便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到儿子身上去。毛福梅把孩子抱在怀里，有着说不尽的快乐，使她变得容光焕发，显得比9年前结婚那阵子还年轻。她所祈祷的终于实现了。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第二年夏天，在蒋经国出生15个月的时候，远在日本北海道的高田野炮兵第13团士官候补生蒋介石风尘仆仆赶回溪口来探望新生儿子。天伦之乐，舐犊之情，使毛福梅激动得如醉如痴。只可惜好景不常，蒋介石在溪口只住上三宿便急急赴沪，参加起义去了。
物换星移，20个寒暑过去了！王采玉和毛福梅婆媳俩甘苦与共，休戚相关，感情越发深厚了。王氏视媳妇如同亲生的女儿，福梅也把婆婆当做亲娘一样。1921年6月14日，蒋母溘然长逝，享年58岁。毛福梅的精神支柱倒了。她抚尸大恸一场，然后披麻戴孝，守在灵前，陷入了沉痛的深渊。办完丧事，毛福梅还没有喘过气来，一瓢冷水兜头泼下，把她打进了冰窟窿里。蒋介石写信给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要求与毛福梅仳离，这封“休妻书”说：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家庭，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至情，亦生牵累，是则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10年之痛苦，受10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之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毛福梅听到“离异”二字，耳朵里嗡地一声，再也听不到他要说的是什么了。事情来得突然，毛福梅只有抱住儿子蒋经国，母子惟以泪眼相视。关于毛氏被“抓了头发”，“从楼上拖到楼下”，毛氏又“跪下”“哀求留在家里”？？？？寬？（蒋经国1936年致母亲信上语）的事，便是发生在此前后。蒋介石为什么要写这个与妻妾“离异”的条示？其真实意图是为了娶陈洁如做合法妻子。所以才想出一个高招，名义上宣布与毛福梅、姚冶诚断绝夫妻关系，彼此关系转成兄弟姐妹关系。这一点明眼人是很清楚的，正如毛福梅所料，他已有了新欢。果然不久，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结婚了。1922年，对毛福梅的又一个打击，是儿子经国第一次离开她出远门，到上海去读书，进了上海万竹小学读四年级。毛福梅为了改变一下丰镐房的悲凉气氛，把义妹陈志坚又请了来。陈志坚这时已从湖州保婴师范毕业，赋闲在家，毛氏请她来当家庭教师，教蒋纬国念书，姚冶诚也跟着学点。
蒋经国对生母感情深厚。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赴苏留学，乘轮船从广州抵上海，因需候船，得与生母做久别前的短暂团聚。毛福梅流了许多眼泪，千叮咛万嘱咐，无非是盼他早去早回。蒋经国对母亲百般安慰，也流了许多眼泪。从此母子一别12年，除开头那两年外，往后竟连邮电都不通，音信杳然。1927年4月12日，风云突变。蒋介石“清党”反共，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在政治上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连他亲生儿子蒋经国也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发出声讨其父的《严正声明》。蒋经国给母亲写了封短信，说母亲多年来内心的苦闷，处境的恶劣，他非常清楚，他对家庭方面有难以想像的烦恼和愤恨，决定不再通信了，待以后回国，就第一个先来同亲娘见面云云。毛福梅虽不知道儿子登在报纸上的声明，但接到儿子寄来的信，使她无异天塌地陷，五雷轰顶。她怎么也想像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哭着请陈志坚代笔写信给蒋经国，可去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她把一腔悲愤全都转移到蒋介石身上。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出国休养”。由于护照等手续没办好，他带着小儿子纬国离开南京，先到杭州小游，之后乘汽车回到溪口等待出国。毛氏早听说蒋介石要回来，但想起儿子，她肚里的怨气直往上冒，不一会儿，蒋介石进来，毛氏不知打哪里生出来的勇气，霍地立起，迈动小脚，跑下楼梯，在天井里与蒋碰了个正着。她边哭边嚷道：“你把我的儿子弄到哪里去了？你要还我儿子！”蒋介石稳住了毛氏，不久便离开住地雪窦寺，四渡东瀛。这次蒋介石是向旅居日本温泉的宋家求婚。经过几次磋商，最后达成协议：蒋必须与原配毛氏公开离婚，然后才可与宋美龄结婚。1927年12月，蒋介石返回溪口，亲自操办这件棘手的事———向妻妾们宣布公开离婚。毛福梅的两位哥哥毛怡卿、毛懋卿兄弟，他们遵照父亲的意旨据“礼”向蒋氏宣称：“福梅已是嫁出的囡、泼出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活着是蒋家的人，死了是蒋家的鬼。”蒋介石听到这话坐不住了。他怕这事处理不当若闹出人命来不好交代。这天夜里，蒋介石走出乐亭，不带卫士，沿溪徘徊一阵后，悄悄地走进丰镐房。毛氏正跪在佛像前嘤嘤哭祷。3天不见，蒋介石几乎认不出妻子了。她目光呆滞，蓬头垢面。蒋介石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和毛福梅达成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协议，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毛福梅仍住在丰镐房做她的主妇，蒋身边的人尊她为“大师母”。蒋介石如愿以偿，为掩人耳目，于12月1日在《申报》上登了一则离婚启事：“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氏、本无契约。”
1936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50虚岁生日。不久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南京城内的电台、报纸，日夜报道着西安方面的消息。小道消息也变得煞有介事，人们信以为真。有的标题更是触目惊心：委座取义成仁……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传到溪口。毛福梅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经受的这场变故，竟成了她和儿子骨肉团聚的契机。不久，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毛福梅见到儿子的最大愿望也实现了。1937年，蒋经国带着妻子芬娜、儿子爱伦（蒋孝文），经海参崴乘轮船，到了上海。蒋介石派人专程到上海迎接。蒋经国这时才知道父亲已另娶宋美龄，母亲已被迫离婚。作为儿子，他能想像得出母亲心中有多少哀怨积压着。他恨不得立即去溪口拜见生母。可是，身不由己，他被父亲布置的圈子团团围住。被灌输在夹缝中如何立身处世的诀窍。他终于决定：先去向10年来他一直看做“敌人”、“军阀”的父亲负荆请罪。
1937年4月28日（农历三月十八日），约莫下午2时，藏山大桥那一头出现一辆小汽车，蒋经国迫不及待地跳下汽车，依次向在门外迎接他的亲朋行礼。然后又把妻子芬娜和儿子爱伦介绍给大家。当毛福梅一眼看到门外出现了那个方面大耳、壮硕身材、令她朝思暮想的亲骨肉时，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被泉涌般的泪水所迷住。蒋经国跑上前来，跪倒在毛福梅膝前，叫了一声“娘”，就放声大哭。她一把搂紧儿子的头，泪水濡湿了儿子粗黑的头发。她把孙子抱在膝上问：“囡囡，侬叫啥名字？”蒋经国赶紧答道：“叫爱伦。阿爹说，到了祖国要按中国式取名，替他取的学名叫孝文。”毛福梅又问媳妇名字，蒋经国答道：“她在苏联的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芳娘，蒋芳娘。”“芳娘，这个名字不好。”毛福梅对大家说。“她是小辈，娘啊娘的，做姑姑、姨妈的都得这样叫她，多少罪过！还是改为方良吧，方下贤良，你们说好不好？”众人都说这娘字是该改，而且改得好。从此蒋方良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毛福梅心满意足了，她变着法子给儿子儿媳做好吃的家乡点心菜肴：裹粽子、炸麻团、蒸大糕、烘千层饼、氽汤团，还有烤芋艿、鲞烤肉（宁波话的烤实指汤煮，非生烤）等等。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可是乐极生悲，等着毛福梅的是又一个悲剧。
1937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始，国共两度合作，共赴国难，祖国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武岭虽好，终非桃源。蒋经国毕竟是个热血男儿，他在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战，曾激昂地说：“我们的敌人是谁？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三还是日本帝国主义！”他向父亲写了份报告：“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母子再
